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研报告 加入这个优秀的团队，与众多优秀的队员一起，从策划到实践，完成了这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调研活动，受益匪浅，感受良多。 前期准备工作中，我先后主要参与了选点和问卷设计的工作。由于是新接触新农合，所以在进行这些工作的同时，自己也积极地阅读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以扩充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为工作更顺利地进行打好基础。在进行选点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不是把统计软件运用地更加熟练，而是对”数据会撒谎”这句话的认识更为深刻了。若只看数据，不联系实际，常会得出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若过分追逐指标数据的指向性，不能有效地结合实际分析，则几乎找不出符合条件要求的地点。问卷设计过程也是一个头脑风暴的过程，先是众说纷纭，然后采各家之长。历经多次讨论，自己的视野开阔了，考虑问题的角度也更为全面，但这种做法却会使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受到一定的限制。在确定问卷初稿后，由于正值期末考试时期，未能及时从团队其他成员那里获得反馈信息以及让指导老师进行修改，导致直至临行前一天才最终把问卷确定下来，过于仓促。还有另一个比较无奈但更为严重的专业性错误，就是没有努力想办法争取条件对问卷进行预调研。后面实地调研中出现的众多问题都与这个错误有关。理论上的东西很容易就能说得头头是道，但真正实践起来却往往还是会把错误”明知故犯”，很是值得反省。 实地调研十天，基本上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行程紧凑而有序，每个人都积极认真负责，团结合作，按时按量完成任务。每个地方都是分两组展开调研工作，每组分别负责两个镇的走访，工作效率得到很好的保证，但是总体感觉在这期间两组成员对调研中所发现的问题以及所思所想交流地还不够。随着调研的进行，问卷设计的问题也随之一点点地暴露出来。对于其中一些问题，我们及时采取了一些修正补救措施，如增加问题答案选项的设置等，但更多的问题则是使我们无限感慨预调研的重要性。很多实际情况都超出了我们当初设计问卷时的预想情形，如留守在家的以老人居多，造成问卷的受访对象也以老人居多，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不够畅顺；大部分农民的思想比较保守，对于疾病就医、收入花费、政策评论等话题都较为忌讳，加之面对的是一群陌生人，更是难以敞开心扉，造成我们常常只能得到一些模棱两可的答案或者所谓的答案实际上并不是农民的真正想法。后面走访政府相关部门和医院虽然也常遇到热屁股贴冷板凳的情况，但还算是从官方角度了解到了较多的有关当地新农合的信息。这次的逐户入户调查还让我感受到沟通技巧的重要性。如何迅速友善地说清楚到访目的而不会让农民们产生防备心理和抵触感，如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问题阐释清楚，如何在访问过程中使农民对我们逐步建立起信任感，亲切感，将访问演绎为互动交流的谈话。针对不同的人，问题先后顺序的把握不同，问题阐释的方式不同，问题的详略、延伸与否也不同。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问卷完成的时间、流畅程度与质量，当中大有学问。 此行走访了两地四个镇，实地了解了新农合在两地的落实情况。就政策本身而言，农民们是拍手叫好的，但一到了执行落实层面，依然是难逃中国式政策的顽疾，问题多多，不尽人意，农民们想要能真正切身感受到新政策所带来的福利与保障，道路仍然很漫长。下面则是之前思考和整理的几个问题： 1. 新农合宣传远未到位，大部分农民（尤其是未曾报过销的）对新农合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些所谓有宣传的村镇最多也只是派发传单，却未想过留守农村在家的大部分都是老人，而老人们又大部分不识字，或是在新农合缴费的时间村干部上门收钱时顺便讲讲，却不知这样只给村民留下新农合就是每年每个人要交20元钱的印象，新农合=交20元钱。大部分地方实际上是等于没宣传，到缴费时间就直接通知农民到村委交钱就了事。在由大队或村委统一拨款缴费参合的地方，农民对新农合的了解程度尤为偏低。 2. 新农合参合是以自愿为原则的，然而在不少地方是以村为单位统一代农民缴交新农合参合费用，如从村民的分红、征地补偿款或农业退税等中直接划拨部分出来作为参合基金。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双赢的做法，于村委及相关政府部门，参合率很轻松就能提高达到指标，完成任务，于农民，每人参合的金额不多，即从分红、补偿款等中扣除的金额不算高，便能获得一定的医疗保障。虽然绝大数农民对此做法无异议，但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办法有异议，钱未经他们手，扣除了多少金额，扣除的金额数目对不对，有没有切实用于参合基金等，他们都无从所知，村干部说如是便如是。这是一种变相的强迫自愿，实质上是与自愿为原则相违背的。另一方面，这又涉及到参合基金在实操运作过程中的公开化透明化以及监管问题。 3. 农民对新农合中出现的问题投诉无门，缺乏诉求表达的渠道。农民淳朴求安稳的天性是普遍维权意识不高的主要原因，即使吃了亏往往都是忍忍就过去，他们觉得医药费有得报销就已经不错了，而不会去深究到底能报销多少。而另一方面的现实是即使想投诉，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再者能获得处理解决的几率小之又小，这就等于又打压了农民们本来就不高的维权意识，导致农民们对现状对发现问题的不满永远只停留在口中的抱怨。 4. 对报销信息进行公开的重视程度不高，公开信息的时间、地点、负责公开的部门不统一，具有随意性，有的是在村委公布栏公开，有的是张贴在医院公布栏，有的是几个月公布一次，有的是一年公布一次，还有的是工作人员有空或想起来的时候才公布。唯一统一的是在新农合相关网站上会定期更新公开报销信息，但是公开报销信息主要针对的对象应该是农民本身，这也是在农民的知情权范围内，在网站上的公布仅仅在形式上满足了农民的知情权而未能从实际上切实保障农民的这一权利，对应该重视规范与农民切实相关，紧密联系的公开报销形式。 5. 代理报销，额外交手续费。调研中发现不少有报销过的农民都是请村干部代理报销的，主要原因是文化水平低，不识字，不了解具体流程，或者是自己怕麻烦，花钱买省心。代理报销需交一定的手续费，村干部一个月统一到报销地点报销一次，且不论这种报销形式是否合理合法存在，这已是等于额外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而且会造成报销时间的拖延。说明之前新农合的宣传工作确实应该反思，报销程序的制定也应该反思。当然，这与当地是否实现了住院费用出院即时报销有关，与农民的具体实际情况如是否符合即时报销的条件等也有关。 6. 许多地方的门诊报销还未能真正全面实现，门诊报销保障范围也有待进一步扩大。新农合虽然主要是以大病统筹为主，但在调研中却发现实际上农民们对门诊报销更为迫切需求，因为大部分农民的主要医疗开销是门诊类疾病而不是大病住院，如某一种慢性疾病，长年累月的花费绝不会比一次大病住院要低。实现门诊报销，这也应该新农合日后不断发展与完善的方向，当然这与政府财力，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密切相关。真正完善实现后才是完整的新农合，农民才能真正最大地受益。 7. 现行的报销规定不利于外来农村人口享受政策优惠。新农合的报销只能是在参合地的新农合相关部门进行，即使是异地就医也是要返回参合地才能报销，且有报销申报期限，逾期了就等于自动放弃报销。而在罗定调研时曾意外地遇到了一户从贵州到罗定打工的人家，对于新农合，像他们这样的特殊群体有着更多的无奈。由于户口是在贵州，加之村里有要求，因而虽然他们长期住在罗定，但每年却是在贵州参的合。因为无法在异地直接报销，按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这样的参合一点用都没有。基于中国人口的高流动性，像这样的新农合灰色群体–外来农村人口必然是数目众多，新农合的实行不应忽视这一群体利益与权利。 8. 在饶平县，参合农民若在参合年限内未进行报销的，在年末每人可以到指定地点取回与参合金额价值相同的药品，是政府将新农合沉淀基金维持在一定比例的一种处理方法。但根据农民的反映，这种做法的问题有如下几个：一是取药点的药价比市面上普通药店的药价高，即到取药点取得的100元的药在市场上实际低于100元；二是提供的药物品种有限，未能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为农民提供真正需要的药品；三是每年只能定时定点去拿药，逾期不候，而未考虑是否能及时方便地给农民提供帮助。二三两个问题通常导致药品使用率低，造成浪费。实际上，形如城镇职工的医保卡就能避免如上问题的出现，既然如此，农民是否也能有一张自己的新农合卡？ 不同地方，由于经济、环境、文化等的差异而在执行落实时出现的问题各不相同，具体问题还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地逐步地解决。新农合探索之路依然艰难而漫长。 最后，衷心感谢那些善良、淳朴的农民们的热情款待与积极配合！(作者：钟一萍) 在新农合的规定中，到2010年普及率要基本达到100%。基层政府为达到这指标真可谓用尽办法，有的移用补助金来交取参合费用，有的则是用卖田的钱来交。然而这方面的信息，村干部完全没有做到信息公开，村民大都表示村干部暗箱操作，从中赚取利益，这么一来农民的利益就受损了。为保护农民的利益，基层政府应做到信息完全公开。并且不管是国家补助金，还是卖田资金，最好是村民可以参与管理，可以成立村民资金委员会，对政府进行监督。要用时必须经过村民的签名同意以确保资金专用在农民身上。用补助金交参合费，则说明年度有结余。 调查中发现农民很期待能有门诊报销，但跟据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不可能实现。我认为每个地方可根据自己的实际制定相应的政策。若资金有结余的，可把结余金用于慢性病药费报销。这样既可以减少资金浪费，又能减轻农民的负担。 新农合本身有存在报销太复杂的问题，这样就让某些村干部逮着机会从中搞怪：他们以报销难为由向村民收取手续费。可是当村民知道村干部收手续费是不合理时，他们不敢为自己争，维护自己的利益，怕得罪村干部，便三碱其口。农民的不争使我们感到气愤与着急。这使我想起了潮州意溪的一件事：政府卖田，农民联名上访被阻，一夜间调来一千多名武警对村封锁，武警殴打联名村民。农民势单力薄，面对如此情形他们自然会被吓退。并且他们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识差，经历过跟听过的人心里都会有阴影，再也不敢去上访。其实每年上访的人不少，可是很多都半路被截。农民有心无力，慢慢地就是从众心理泛滥。想想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地方政府能一夜间调来一千多名武警。那肯定是没通过正当程序，与上级串通。唉，现在的政府权力太大了，这与封建的野蛮地主又有何区别呢！政府原本是人民的公仆，现在却骑到人民头上去，这就是为什么农民老是说自己地位低下，投诉也没用，也无门。是官官相护扼杀了农民维权的心。政府不断地伤害农民的利益，慢慢地农民就习惯于逆来顺受。他们不敢站出来监督政府行使自己的权利。 新农合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农民可谓一问三不知，就连报销过的人也有很多不清楚。而政府也以为农民不会深究便敷衍了事。部分参合农民对新农合的期望值较大，片面认为住院就可获得补偿。例如有的人抱怨说明明可以报销70%，最终只拿了30%。因为他用拿到的钱去比全部费用得到比例。这就是政府的宣传有问题，政府可借助媒体进行宣传，刷固定大墙标、印发宣传画等方式向农民进一步讲清新农合的政策，使农民充分认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的祥细情况。 在饶平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不重视贫困老人。其实老人的花费不大，可以在村里成立老人基金会，并及时给老人送去以保障他们的生活。 每一项制度在成长过程都会有很多问题，这就亟需人们去发现、修正。现在处于金融危机阶段，不能奢望国家投入更多资金在农民身上，只是希望政府脚踏实地地落实国家政策，把该做好的事情认真做好，让这项制度成熟。(作者：方银萍) 从去年到贵州威宁，六盘水进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研到现在，我对于新农合的调查研究已经持续有一年的时间了。在这一年中，不断地发现问题，总结问题，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了解也渐渐深入。但是由于调研的形式，以及我在调研任务中的不同，我觉得，这一次的调研对我来说是感触，收获都是最大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作为一项惠民政策，从XX年试行开始，不断地调整，以最大限度地解决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诚然，在最近的几年里，各个省份，各个地区都根据自己地方的特色不断地对政策进行改进，以满足农民的需求。在去年贵州的调研中，六盘水引入第三方”住院代表”参与新农合的监管就是一种创新的方式。而今年，笔者在云浮罗定以及潮州饶平调研的过程中，也发现了新农合推行的新方式。诚然，政府的出发点都是为解决农民的困境出发的，然而这些新的政策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呢，还是反而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是否值得在全国进行提倡？ 在云浮罗定。政府实行的新的推行方式是将新农合的缴费分为两档，第一档缴费25块，封顶线是十万；而第二档缴费20，封顶线是4万。这种分档的方式增加了新农合政策的灵活性，扩大承担得起的家庭的疾病报销范围，当然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在调研的过程中，大多数农民都是交了25块的，所以没有特别调查出这种新方法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新方法，我们有必要探讨它的实行的优点以及引发的新问题以及是否值得推广。而在饶平尝试的新推行方式是参加新农合的农民每一年都可以领取相同费用的药费，与罗定的新方式不同的是，尽管大多数农民支持这种做法，但是我们也还是发现了很多的问题。首先，20块钱的药可以拿那些？怎样拿？根据农民的反映，大多数都是在卫生院自己按照医院的指导选择所需要的药。由于农民对医药的了解不够深入，若由他们自己选择的话则明显缺乏科学性，许多药都是拿了以后浪费掉，而真正需要的药却又买不起。其次，药费是怎么规定的？根据农民的反映，所拿的医药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到最后其实仅仅20块钱根本就拿不了什么药。因此，这种新的方法作为一项”鼓励政策”本来可以起到有效地促进农民参加新农合，改变农民”没病就白交”的传统观念，然而政策执行下来，却远远达不到原本的目标。因此，我们也应该反思，政策的执行过程的哪些环节出现了问题？应该如何改善？ 当然，作为调研来说，发现新的试行方法对于我们进行新农合的研究是有很大裨益的，然而我们调研的主要目的并不只在此，而是发现问题后解决问题。笔者去年在贵州六盘水的调研发现，钟山区的新农合的执行情况还是相对良好的，无论从管理、宣传，到报销的程序、医院、政府，农民各个环节的反映都比较完善。罗定以及饶平位于广东，一个明显比贵州富裕的省份，因此尽管有相关的报道和数据反映这两个地方的农合执行出现的问题，但是笔者在调研前对这两个地方的新农合执行情况的预想还是相对乐观的，可是深入调研后发现问题远远并非想象中的简单。 首先从管理方面来说，在榃滨镇以及生江镇的调研都发现，两个地方的农合都没有相关的专门的负责人。所谓的”负责人”只是”顺便”进行兼任，也就是说随时都有可能被调动。同时，管理的环境相对简陋，管理人员的素质更是令人担忧。笔者认为，政府作为政策的执行者，对于政策执行的结果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决定政策的走向。因此，政府人员如果没有具备一定的素质，政府没有充足的配备，那么就等于新农合的执行失去了基本的支持，如此下去，又怎么保证它的有效运行？ 再次，从宣传方面来说，笔者发现，政府容易陷入一个误区，那就是在政策执行的前几年，毋庸置疑，我们应该加大力度地宣传它，以求得到农民的积极响应；而在过后几年，当农民的参合率达到所谓的”相当高”的比例的时候，政府就可以减轻甚至完全放弃新农合的宣传。然而。笔者认为，在政策执行的前期，为了让农民认识，了解政策，确实是需要大力度进行宣传，而在政策执行的后期，宣传力度更不能减弱。因为政策是在不断地调整当中的，农民有权知道国家对于新农合的新方针。就拿上面提到的饶平的新的执行方式来说，如果政府宣传得当，农民可以都知道每一年可以拿到相同金额的药费，那么他们就能够更深切地体会到政策的实惠。然而调查的结果并非如此，农民中只有少数反映知道这项新的政策，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有一户人家还是从我们调研人员的口中获知的消息，他诧异地算了一下，他们家五口人，每年就可以拿100块的医药费，从这项新政策执行到现在，就因为”不了解”已经错过了几百块的药费！几百块钱对于年收入XX左右的农民家庭来说是一个多大的数目！而且，笔者发现，政府在宣传的时候也仅仅停留在”应缴多少费用”的层面上，但是他们往往没有告知农民哪些费用可以报哪些不可以，应该怎样去报，以及报销的起付线是多少，异地报销又有什么区别等细节问题，其实对于有些农民来说应缴多少钱可能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而他们可以怎样从这项政策中得到多少实惠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然而，因为政府的宣传失责，他们对于政策一知半解，以至于对政策埋怨重重。政府总是会无奈他们的埋怨，认为所谓的埋怨是由于”无知”，但是他们却没有想过”无知”真正的根源在于政府的宣传失责。庆幸农民在帮助我们调查的时候也从我们口中获得了新农合的最新的政策以及一些报销的细节，但是毕竟我们每个小组的才四五人，我们能够起到的作用也是微乎极微的，最根本的还是政府宣传意识的改善。只有落实宣传问题，新农合才能走得更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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