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养正——淞沪会战四行仓库保卫战最后的幸存者

这是一次将远去的历史拉近的采访。

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淞沪会战的最后阶段，中国军队以一个营的兵力与日军对抗，坚守上海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撤出上海城。在四天五夜的惨酷战斗中，毙敌两百余人，史称“八百壮士”的中国军队以生命的代价，赢得了这场孤军之战的胜利。73年后，这场战役的最后一个幸存者杨养正先生，独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以亲历者的身份向本报介绍了他眼中的那场战争，以及73年来，孤军英雄的悲喜人生。我们谨以此文向杨养正和已经远去的那些英雄们致敬。

本报首席记者朱春先 文/图 发自重庆

80多岁的赵孝芳很早就起了床。老伴杨养正需要她的帮助，穿好衣服后，赵孝芳扶着杨养正来到客厅的一张老式木沙发上坐稳，拧开了收音机的开关，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杨养正开始静静地收听新闻节目。

这一天是2010年2月28日。杨养正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96个元宵节。

住在政府为他们提供的一套三居室的民房内，杨养正和赵孝芳开始了新的一天的生活。协助母亲照顾父亲的大女儿杨庆玲，早早地将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中午，杨家人将陆续来到这里，陪老人过节。

杨养正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但听觉还好。他每天要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听中央台和重庆台的新闻。

5年前，他意外地成为新闻人物后，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人来看他，除了新闻记者外，来得最多的是志愿者，也有一些当地的政府官员。但这种热闹局面在持续一段时间后，慢慢地冷了下来。新闻记者来得少了，“关爱老兵”志愿者还陆续有来。

法制周报记者是进入新年后第一个来看他的记者。

2月25日，在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街道一个叫祥和家园的社区，记者很容易就找到了杨养正的家。杨庆玲开门后，将已经上床的杨养正扶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老人眼睛望着前方，朗声问道，“你是来自法制周报的记者？”说完后，向记者索要片子（名片），赵孝芳老人顺便看了一下记者证。

作为四行仓库保卫战“八百壮士”最后的幸存者，1937年10月底发生的那场已经载入历史史册的著名战役，杨养正现在已成为这段历史亲历者的“孤本”。抢救这段即将淡出的历史，成为进入新年后法制周报的一份社会责任。在五天多的采访中，发生在这位百岁老英雄身上的历史故事，随着老人的讲述，将通过本篇报道鲜活地再现在读者的面前。

上篇：刻进骨头里的历史痕迹

——“我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的四天五夜”

历史背景：

1937年10月26日到10月30日凌晨，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最为悲壮的一页。这四天，仅有400多人的中国军队第８８师第５２４团第２营，在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上海银行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共有的仓库)，阻击日军，为主力部队撤退提供掩护。这一段历史，史称四行仓库保卫战，次年即被拍成电影，1976年又于台湾被拍成同名彩色电影。

应该说，这是一段人所共知的历史背景。隔着76年的时光大幕，当年所发生的一切，已经逐渐模糊，一般人心目中的这场战役，只不过是一段冰冷而又遥远的历史而已，但在亲历者杨养正的眼中，这些事情就仿佛发生在昨天。每一个细节都是那样清晰。

在听明记者的来意后，杨养正很快就回到了那段历史中。

“当时我们奉命进入四行仓库，在还有30多人没有进去的情况下，日军就攻到了四行仓库左侧的脚下，战斗很快就打响了。里面的人开始用机枪扫射，日军开始退却。”

“我当时是一营一连一排的排长，奉命进驻的是四行仓库隔壁的一个砖瓦房（实为大陆路银行仓库，记者注），里面装的全是糯米、小麦等粮食”。

“进入四行仓库后，我们就开始构筑工事”，杨养正说，他所在的砖瓦房，一面临苏州河，后门通大马路，他将手下的30余名兵力分两拨安排，一半在三楼，另一半在一楼，自己则在各处不断地巡视。

27日，杨养正在例行巡视中，看到敌人在侧前方“一弯二弯的，好象对着我营房修筑工事”，便将情况向前来巡视的团长谢晋元报告。“谢团长拿起望远镜一看，对方确实是在修工事，他当即从战士手中接过一支轻机枪，对准对面就是一阵扫射，当即就有几个日本兵倒了下去。”

在这四天里，杨养正不仅亲眼目睹了曾经感动千万电影观众的杨慧敏女士越过苏洲河封锁线送军旗的一幕，也亲眼看到了何香凝夫人在苏洲河对岸对守军官兵的问候。

“那个时候，在苏洲河对岸观战的上海民众，每天都有数万人”，杨养正说，四行仓库保卫战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可以有观众的现实战争，人们看打仗都是在电影院，惟有四行仓库战斗是可以在现实中亲眼看到的，“那个时候，每天都有市民越过封锁线给我们送给养，更多的市民，则是在河对岸高呼鼓劲。”

10月30日深夜，经过四天五夜惨酷战斗的官兵终于接到撤退命令。在撤退时，杨养正所在排，担任掩护撤退任务。“当时，日军的坦克已经封锁了我们的退路，部队付出了很大的伤亡”，杨养正说，为了拿掉敌人的坦克，他从一个战士手中接过一支轻机枪，对准坦克猛力扫射，就在此时，敌人的炸弹落进砖瓦房爆炸，一块弹片正好射到杨养正的左眼。

“副排长见此情形，立即和士兵一起将我架起来，在大家的掩护下撤退到租界医院，在那里医生为我换上了义眼”，指着自己的左眼，杨养正说，72年来，这只义眼时时提醒我，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那段历史。

中篇：

西行漫记

——迈向陪都重庆的西行路线图

历史背景：

撤出四行仓库后，退到英租界的400余人被软禁长达三年之久，在这里，与外界隔绝的孤军营每天正常出操，升精神国旗（租界当局不准升旗，人们以行驻目礼的形式，在心目中升旗），成立工业生产社生产产品。被软禁期间，团长谢晋元被日军收买的三名士兵刺杀，十万上海市民为其送行。

作为那段特殊历史的亲历者，正如文献资料所显示的那样，号称“八百壮士”的孤军营四百余名英雄，都经历了各自的惨痛回归之路。杨养正最终来到了当时的陪都重庆，并在这里一住就是72年，在2005年被“发现”之前，他不仅没有回过湖北随县老家，更是一次也没有回过那场让他铭心刻骨的旧战场。

在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杨养正首次完整地向记者讲述了他历时数年的西行之路。“那个时候，就只知道，要到重庆去，不管有多难，都要到那里去”，杨养正说，他的这一经历，用几本书都写不完。杨养正的小儿子杨建宏说，我们兄弟几个都有一个心愿，想重走一下父亲当年走过的漫漫西行路，“但即使在今天交通条件如此完善的情况下，我们也一时下不了这个决心，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经费也是一个大问题。我真不知道，父亲在当年那样的战争年代，是如何走过来的。”

在横跨半个中国的西行之路上，杨养正都有哪些令其刻骨铭心的记忆呢？已经96岁高龄的杨养正，为我们轻轻地掀开了他独有的一页个人历史。

“从英租界医院伤愈出院后，我被（租界）当局送到了新加坡路与胶州路口的孤军集中营里”，椐养正说，奉命撤退的四百余人被英租界软禁在一个孤军营里，他进到孤军营后在那里生活了三年。在这三年多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举国皆知的事件是谢晋元团长在第三年（1939年）被三名早已为日寇收买的三名士兵杀害，数十万上海市民为谢团长送行，“谢团长就埋在孤军营内，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都要去看他”。

“为了坚持长期斗争，孤军营还利用废旧房屋组织生产四行孤军生产工业社，所生产的毛巾、袜子、肥皂等远销港澳等地，只要是打上了四行孤军工业生产社的产品，投放市场后就会被抢购，充分说明人民对孤军的支持与爱戴。”

“1939年，孤军营改编，一连由陶杏春任连长，二连陈日昇，三连任杰，我任四连连长”，杨养正说，此后一段时间，孤军营一直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与英租界当局的斗争，直到1941年12月，情况突然发生变化。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军营将士被日军强行接管，400多人顿时成了日军俘虏。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杨养正在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他的被动性西行之路。

“当时，日本人就将我们押到了宝山营房，大约一个月后（约1942年1月），我们被转押至新龙华模范监狱，几个月后，再次转押至南京老虎桥江苏省第一监狱。1942年底，400余名孤军将士被分散押管，我们这一组大约有30余人，当时的副团长雷雄被分到了我们一组，后来他成为我们在监狱中与日军进行斗争的领导。”

同年年底，杨养正等30余人被日军从南京转押至安徽芜湖裕溪口淮南煤矿运煤，在运煤的列车上，杨养正一有空就带领大家唱流流亡三部曲和江南游击队之歌等歌曲，鼓舞大家的斗志。

“说句老实话，我们每天在日本兵的铁蹄下做苦力，如果没有那些歌曲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是在做亡国奴，我们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去。当时就有一个想法，一定要逃出去。”

在谈及这一节时，老英雄明显来了精神。他告诉法制周报记者，当时在煤矿做苦力的有四五百人，里头有好人也有坏人，以雷雄为首的孤军营将士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团体，基本上不与其他苦力接触。“因为我们要暴动，必须秘密进行。雷雄将我们每3个人分为一个组，趁出工时摸清敌人的情况，包括他们有多少人，多少枪，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只要吹哨子，大家就行动。”

“大约是1943年4月的一天，在下午收工时，我们盯准了一个日本哨兵。大家作好了准备，一起冲上去，抢了一挺轻机枪两支步枪，并用步枪扫射守兵，冲出了重围，向附近的新四军游击区跑去。”说到这里，杨养正顿了一顿，失明的双眼坚定地望向远方，言辞中充满敬意：“那个抢轻机枪的战友，在跑的过程中被日本兵打中了下巴，舌头被打断半节，仍然英勇地向前奔跑，就在这个危急时刻，位于淮南铁路及和巢公路之间的新四军赶来支援，将追赶我们的日本兵打退。”

进入游击区后，30多名孤军营将士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新四军部队休养大约半个月（约1943年5月）后，“新四军一位姓徐的指导员带领大约一排的战士，深夜护送我们过了敌人的和巢公路封锁线，临行时，新四军还给我们每人发了毛巾鞋袜等生活用品。

从这一天开始，30余名获得自由的孤军将士，开始了主动的西行之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锁定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沿途他们先后经过了安徽的六安，河南的洛河火车站，再到河南叶县。

“我的名字就是在到河南叶县后改的”，年近百岁的杨养正，在与记者的交流中，在说到一些地名和部队番号、部队负责人的名字时，异常清晰，这不得不让记者对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惊人的记忆力佩服不已！

在回忆自己改名字的这一细节时，杨养正朗声诵读了写在当地一个寺庙门前的一副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他告诉法制周报记者，他的原名叫杨德馀，在看到叶县寺庙前的这副对联后，他突然产生了要改名字的想法，“我们抗日救国，就是养了一腔正气。抢枪成功了，说明我们是正义的，天地都助我们。”这时，杨庆玲找出一张泛黄的《八百将领孤军芳名录》，从右到左数到第七行的名字是：一排排长杨得馀。从叶县出发后，战友们便叫他杨养正了。

离开叶县后，30多人又来到了李宗仁驻防的湖北老河口，在那里，副团长雷雄病故，西行小组经过短暂商议决定，连长杨养正、排长陈岂凡、文书夏文渊、班长李自飞四人进入草店军校学习，其余30人由二连连长陈日昇带领，继续投入部队参加抗战。

到军校3个多月后，仍未开学，四人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这个时候，大家提出要前往陪都重庆，获得批准。经过湖北武当山，房县，到达四川忠县、万县。在万县，杨养正四人坐上了远东军开往重庆的轮船。1944年春天，杨养正等四人在经过数千公里的漫长征程后，终于到达了重庆。

下篇

自古英雄皆寂寞

——杨养正的72年另类孤军生涯

历史背景：

解放以后，重庆市人民政府曾要求旧军人进行统一登记。其中的很多人员都被安排了工作，成为新中国的一名普通公民。

在重庆上岸后，其余三人分别投奔亲友去了，人地生疏的杨养正无处可去，便找到了当时设在重庆的残废军人办公室。随后，杨养正被送往长寿荣军医院住院疗养。

听说医院里住了一个“八百壮士”，年仅17岁的重庆姑娘赵孝芳非常仰慕。她有事没事总往在医院门口做小生意的姐姐那里跑，一来二往就与经常到小摊上买东西的杨养正熟悉了。在明知杨养正有一只眼睛是假眼的情况下，赵孝芳依然义无反顾地作出了嫁给他的决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认识了一年多的杨赵两位热血青年，决定就在第二天结婚。赵孝芳说，之前，有家人提过结婚的事，都被杨养正挡回去了，“他总是说，没打跑日本人，我们就不结婚。”

1946年3月，杨养正因坚守四行仓库受到政府嘉奖，获忠贞奖章，并被授予少校军衔。

“这个时候，解放战争开始了，我以身有残疾为由要求退役，目的是不想打内战。46年递上去的报告，到47年才批下来，批下来以后，我就成为备役军人，实际上也就是做了老百姓了。”

杨养正说，退役前，他每个月的薪晌为2万元（当时的货币），退役后减半，只有1万元了，但每月还有300元抚恤金。

“重庆解放以后，所有旧军人都被要求到有关部门进行登记，但当时有一个规定，‘久住市区在乡军人不在其内’，杨养正没有列入其中”，赵孝芳说，当时，他们找到公安机关进行登记时，所有的证件都交了上去，在抗战60周年的那一年（2005年）这些证件都要了回来，“公安机关为我们保存得很好。”

这些证件包括，忠贞奖章执照、伤残给予令、晋升少校令、伤残入院条、退役证，等等。

1953年，在杨养正39岁的时候，作为新中国的公民，他被安排到重庆市蔬菜副食品公司当工人，直到1977年退休。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身为旧军人，杨养正的那段英雄历史被刻意隐瞒，甚至连自己的孩子也很少知道。作为杨家最小的孩子，1959年出生的杨建宏，是在读初中的时候，因为入团要写家庭成份时，才知道父亲的历史。

杨养正和赵孝芳共育有六个子女，老大杨建中生于1946年，现已退休；老二杨庆玲生于1948年，退休后帮助母亲照顾杨养正；老三生于1952年，因为家庭条件困难被送养，现在国航公司工作；老四杨建国，54年出生，在某单位工作；老五杨建伟，38岁那年去世。

最小的杨建宏顶替母亲到某粮油机械厂上班，前几年从单位下岗后，先是在外面打工，后来回到家里，将父母住了五十多年的两间老屋背靠马路的窗户改做大门，办起了小吃店谋生。在杨庆玲的带领下，记者见到了这栋即将被拆除的古街老屋。

这是一栋青灰色的两层楼，二楼为其他人居住，底层的两间屋，是赵孝芳单位分给她的住房。在这里，杨养正和妻子一共住了40年。直到2005年杨养正被“发现”之后，政府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解决杨养正的住房问题和医疗问题，由南岸区民政局、统战部、商业局等单位一起出资，为杨养正购买了祥和家园七楼的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两人过世以后，这套房子将由政府收回。杨养正的心愿是，在他们过世以后，这套房子应该让孩子们继承，“他们几个受我的影响，连初中都没读完，现在又下岗了。”

说到影响，杨庆玲提到的一个细节颇能说明问题。在她小的时候，有一次，杨庆玲拿着外婆给她的一张照片去找妈妈，“妈妈，这里有爸爸的相片，爸爸是解放军”，赵孝芳看到那张照片后，就把照片收了。原来，那张照片是杨养正当年戴着国民党帽徽照的相。59年后，赵孝芳老人向法制周报记者展示当年那张照片时，只有年轻的她抱着女儿的影子，另一半有杨养正帽徽的部分被她当年剪掉了。（见照片）

多年以前，杨家的邻居开始被拆迁搬到别处去了，记者试图采访当年的邻居对杨养正的印象，变得十分艰难。通过多方联系，记者最后还是找到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邻居。老人告诉法制周报记者，他也是近几年才知道杨养正还有一段那么英雄的历史，以前只知道他是水产公司的一名工人，早出晚归，整天忙个不赢。“但人很正直，也热心，从不占小便宜，肯帮忙。”

尾声：

不会被淡忘的历史

——老英雄的高龄晚年生活

说起杨养正被发现的过程，80多岁的赵孝芳打趣地说，第一次报道，其他影响没有，反倒引来了一个销售公墓的人。

赵孝芳回忆，2001年的时候，《重庆经济报》一名年轻记者来到弹子石寻访抗战老人，正好遇上赵孝芳，在得知杨养正也是抗战老兵后，这名记者以《老英雄重唱八百壮士歌》为题，对杨养正进行了报道。

这次报道虽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但在重庆本地媒体中，一些有心人还是记住了杨养正的名字。在四年后的抗战60周年之际，不少本地媒体的记者找到杨养正进行采访，一个沉默了68年的抗日英雄顿时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

报道也引起了市委市政府的注意。

2005年7月1日晚上6点左右，弹子石街道办事处主任卢胜国，将重庆市长王鸿举写给杨养正的一封信送到杨家。“……作为一段难忘的历史的创造者，你不应该被历史遗忘，也不会被历史遗忘。。。。。。”

随着这封信送来的，还有市政府研究确定的杨养正老人安度晚年的具体措施：为杨老一家安排一处10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从政府筹集的专项资金拨一部分给老人准备一些生活必需品和家用电器；每月定时给老人请个保姆照顾老人生活起居，每月工资500元；尽可能帮助解决其子女就业问题；医疗方面，大坪三院终生为老人免费治疗，专门请了保健医生，由于目前交通还不方便，街道负责派车专门护送。

在上海某媒体的组织下，2005年7月5日，阔别上海68年的杨养正在家人的陪伴下，回到了上海四行仓库和孤军营谢晋元团长铜像前。“杨养正摸着铜像的手，接着又站起来，张开双臂，把铜像紧紧抱在怀里，两行热泪涌出眼眶。”当地媒体这样写道，“进了陈列室以后，杨养正一边歪着头，认真听着讲解，一边不时用手去触摸这些照片和文件。”当得知四行仓库陈列室保留着当年八百壮士名册，名册上有杨得余的名字时，杨养正的手指在自己名字上停留了很久。

在上海，杨养正还意外地遇到了谢晋元的儿子，原杨浦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继元。“握着谢继元的手，杨养正骄傲地说，自己从来没有忘记谢团长不向日军低头的教诲。”

五年过去后，杨养正老人的身体比以前又要差了一些。赵孝芳老人说，家人都希望他能活到100岁。这同时也是所有关心杨养正老英雄的人们的良好愿望。作为一段特殊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正如原重庆市长王鸿举所说的那样，老人不应该被忘记，也不会被人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