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铁人王进喜在文革中的凄惨景遇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是一首赞歌，也是一种情怀。30年前，东北大地上最出名的人就是那个在井喷时刻奋不顾身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重晶石粉的铁人——王进喜。1970年11月，47岁的王进喜英年早逝，实践了他所许下的誓言。然而，更令人心酸的，是他在逝世前所“享受”的种种鲜为人知的“优待”。

王进喜于1923年生于甘肃玉门。因为家境贫寒，年幼时吃过许多苦。1938年，年方15岁的王进喜到新创建的玉门油田当了一位童工。玉门油田由位列中国地质学四大奠基人之三的翁文灏历尽艰辛创办（对于勘采石油这样利国利民的好事，马鸿逵、杨虎城等割据一方的军阀们都尽量给予方便。但翁文灏的钻机及其它设备经过“边区”时，却被扣留了大半年，老先生嘴皮磨破，最终找到了周恩来方得以放行），乃中国的第一座油田，新中国时期的众多搞石油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基本是从这儿走出去的。翁文灏为新中国建立了一个石油工业的技术和人才基地。

新中国成立后，玉门油田被收归国有。由于的确“苦大仇深”且干劲十足，王进喜于1956年入党，三年被评为功动模范。
1959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导致了“三年自然灾害”。因苏联停止供应石油，且产油很少的中国仍在向朝鲜等“友邦”免费援助石油，导致国内燃油非常紧张，就连北京的公共汽车也采用煤气做燃料，在车顶背个大煤气袋。曾亲眼在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上目睹这一场景的王进喜很受刺激，发誓“不把‘中国贫油’帽子扔到太平洋，不改变首都公共汽车背煤所袋的现状，死不瞑目！”
当然了，光有“战天斗地”的精神肯定是找不到石油的，总不可能叫王进喜带人把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钻上窟窿吧？不过没关系，由英国人培养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于1949年12月回家，依靠从英国学来的地质学理论，目前已经在大庆发现了油田。于是王进喜，抱定“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拿下大油田”的决心于1960年参加了大庆会战。

最终，王进喜所带领的1262钻井队(后改为1205钻井队)打出了大庆油田的第一口出油井，此后佳绩不断。王进喜因此于1960年被树为“五面红旗”之一，并荣任钻井指挥部装建大队大队长。1964年，在出席完全国三届一次人代会，他又参加了太祖的71岁寿辰，被钦封为“工业带头人”。1966年，荣升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副指挥，并连续参加了多次重要会议，还出访过“友邦”阿尔巴利亚，国庆节还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然而，林彪、江青等人竟然连这样一位只知道默默奉献的优秀工人都不放过。
在50年代“整风运动”开始时，大大庆油田也有人在发动群众给小队长、大队长、公司领导写大字报提意见。这个时候，有人就开始检举揭发：“王进喜，一手遮天、独霸为王，整天就知道叫工人干活，不关心群众。”王进喜怎么也不明白：“自己叫大家多为国家出石油，怎么就变得比地主资本家还霸道了呢？”只不过，油田党支部很快发现：检举揭发王进喜的那位，平时工作懒散，屡次被王进喜批评，记恨在心，就写了这张不切实际的大字报。幸好有了那样几位明查秋毫的领导，所以王进喜在当时幸免于难。
然而，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暴发后，一切全变了。


    “文革”一开始，江青、康生等人就批判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大庆展览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继陈伯达亲自写信要求造反派在大庆“打倒一切”后，张春桥又于1966年11月宣布王进喜是“既得利益者”。
1967年春，在林彪、江青联手炮制出“二月逆流”后，为了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余秋里（石油工业部部长、大庆油田总指挥），进而达到打倒周恩来的目的，江青一伙唆使北师大“井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头头谭厚兰，煽动“造反小将”们支大庆油田造反。
“革命小将”们到了大庆油田后，狂喊“大庆是黑旗，不是红旗”。造反者“砍旗先砍扛旗人”，王进喜自然也不能幸免。轮番批斗、人身攻击一股脑地加在了王进喜的身上，说他“不是英雄，是工贼”。
在某一天的批斗会上，当造反派们又一次高呼“大庆红旗是假的，铁人是假的”时，王进喜忍无可忍冲上辩论台，高声怒吼：“我是铁人还是泥人，关系不大。大庆这面红旗是谁也动摇不了的……谁敢诬蔑大庆红旗，我们就一拳把他砸到地底下去！”但是，正义的呼声却带来更为残酷的“往死里整”的摧残。没多久，造反小将们就手持皮带和铁棍，强行把王进喜带进密室，要他在一张事先写好的咒骂大庆红旗的纸上签字。然而，铁人的确不是泥人，无论造反小将们如何威胁、谩骂、殴打，一把硬骨头的王进喜就是死活不签。

折腾了好几天后，“地派女杰”的爪牙们总算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铁人了，但黔驴技穷的他们还是不罢休，又把王进喜挟持回北京。到北京后，他们开着宣传车，载着王进喜在北京闹市游街示众，甚至到中南海墙外用高音喇叭狂呼乱叫：“王进喜是工贼，不是英雄！树他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代表’，毛主席受骗啦！”
嘿嘿，其实觉得这些人说的“一点都对”：李四光等科学家是帝国主义国家培养出的，王进喜等工人是国民党反动派培养出来的，余秋里等人是“当权派”、“走资派”、“保皇派”——摘掉中国贫油帽子的，有哪一位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又红又专”的新“人才”呢？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不是按林副统帅的伟大指示，天天“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常跳、M语录常念，从而令石油就自动流淌出来的。
只不过，这出精彩绝伦的表演还是被人报告了周恩来，周非常生气。在讨得主席的“最高指示”后，周进行了干预，王进喜终于得以返回大庆，并在1968年5月大庆革委会成立后担任副主任，1969年4月的“九大”上又当选为中央委员。
然而，虽然周曾有过“不准再批斗王进喜”的指未，但“革命小将”们还是不肯放过他。没办法，军管会只得把藏在军营内，让他注意注意休息，并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可王进喜就是闲不住，非要工作。没办法，油田只能让他协助生产领导小组工作。
但王进喜还是不愿意蹲办公室，经常搭拉运材料的卡车，或价值送粮的马车，或步行，每天都往往井队跑。在去井队的路上，为了避开“造反英雄”们的抓捕，他一会儿钻青纱帐，一会儿躲墙角，搞得跟当初的抗联一样。
在那段混乱的时期，他发愤工作，拼命做事。无论遭打骂、受侮辱，还是病痛折磨，他都一个人默默承受。

谁也不知道他的疾病日渐加重，就连他自己也不在乎。然而，世上并没有真正的“铁人”。1970年4月，他在玉门参加会议时突然昏倒在讲台上，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派专机把他接回北京，住进北京最发的医院——解放军301医院，下令派最高明的医生、用最高级的医药手段。然而，为时已晚，王进喜已经是胃癌晚期。10月1日，他再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但在11月15日就英年早逝。
在王进喜去世后，不但大庆油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北京也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当初下令整过他的“旗手”所控制的宣传舆论，突然之间转变风向，连篇连牍地宣传王进喜如何如何拥护“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在王进喜的个人履历中，1967年3月被“地派女杰”谭厚兰的爪牙们挟持到北京，也被改成了是他自己进京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正因为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众多国民均不知道王进喜曾遭遇过那样的“特殊优待”。

残酷

唉！

是太监写的吗？阴阳怪气的。

可悲

长叹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