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英语热”折磨东亚

目前，中国有4亿多人在学英语，有分析称几年后这一人数将超过英语为母语的总人口数。“全民英语热”近些年来成为困扰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独特现象。

“只有让孩子从小浸泡在英语环境中才能学好英语”、“别让孩子错过英语的最佳学习期”。在北京一家幼儿园门口，送孩子上幼儿园的李女士手中被塞了好几张儿童英语补习班的广告。她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儿子班上一大半小朋友都在上英语班，她正为该不该让孩子学英语的事儿发愁。目前，中国有4亿多人在学英语，有分析称几年后这一人数将超过英语为母语的总人口数。“全民英语热”近些年来成为困扰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独特现象。韩国近来正为在大学普及全部教学都使用英语的计划陷入“疯狂”。日本有关英语补习班的广告在电车和地铁上随处可见。在长期把美英视为现代化标准的东亚社会，许多人认为英语是与世界接轨的必备工具；但也有人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在学习阶段把1/3以上的时间花在英语上，完全是一种虚耗。韩国《朝鲜日报》3日刊登评论称，“过度的英语热潮只会让全体国民自卑消沉、备感失败。看来，我们需要克服的不是英语实力，而是‘英语情结’”。

“不会说英语的‘英语国家’”

金善贞是韩国首都首尔市的一个普通市民，怀孕6周的她每天都是读着英语迎接新的一天。她平时听网络胎教英语课，周末上教堂用英语做礼拜。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首尔英语胎教公司有10多家。许多公司成立不到一年会员就超过5万人。10万多韩元(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61元)一套的英语胎教童话也卖得很火。英语在韩国幼儿园也成了“必修课”。一个月花75万韩元送女儿上英语幼儿园的郑女士说：“以前不教英语的公立幼儿园现在也被迫开始教幼儿英语，就连美术、体育等补习学校如果没有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教课，就会受到父母们的冷落。”据媒体报道，一些韩国父母甚至不惜把孩子伪装成被海外收养，送到美国上幼儿园。不过，这样做是否有效却让许多人困惑。家庭主妇林贵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说：“我两个儿子上的都是英语幼儿园，现在除了几个英语单词外，似乎效果并不明显。”她说，“但整个社会氛围就是这样，所以也没办法。”

如果说英语热让韩国家长感到困惑的话，对韩国老师和学生来说则是一种折磨。在英美等媒体评定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韩国大学在亚洲排名落后，原因据称是“国际化程度不足”。因为“英语授课”数量看成是大学国际化的标杆，韩国大学纷纷规定各个学科都要用“英语授课”，就连韩文系和韩国史系的教授也被要求用英语讲课。韩国媒体称，这种搞“花架子英文授课”让英语和专业两头落空，对教授以及学生来说，英文授课已经成为一种折磨了。韩国三星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韩国人用于英语教育的钱一年约为15万亿韩元，还不包括低龄留学和英语进修费用。但韩国在东亚中被列为用英语沟通最难的国家。《朝鲜日报》评论称，韩国是一个“不会讲英语的‘英语共和国’”。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学英语也是日本人生活中的大事。在东京许多车站周围，形形色色的外语学校随处可见；在日本电视上，北野武等演艺界大腕作为语言学校代言人，天天鼓动日本人去学英语；在电车和麦当劳快餐店内，抱着课本、埋头学习英语的现象更是日常一景。在东京开设家庭英语私塾的中山爱子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来她家学习英语的都是一些学龄前的孩子和小学生。尽管她没做过广告，但她说自己并不愁学生来源，开私塾5年来，从来没有断过学生。日本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英语教育市场。2002年7月，日本文部科学省把提高日本人英语水平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提出了“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战略构想”。还有日本人提出“从0岁开始就应学习英语”的主张，被一些学者称之为“英语狂躁”。

在中国，小学就开双语班，中学英语成主课，大学毕业要过四级，研究生、博士生入学前更要过英语关。要想社会上评职称，英语水平也成了主要依据。据统计，在中国有4亿多人在学英语，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有专家预测，再过几年，我国学英语的人数将超过英语母语国家的总人口数。英国《金融时报》今年1月27日题为“中国人对英语很‘疯狂’”的文章称，中国最有趣的现象之一是城市中的英语热。在中国从事校外英语培训的机构多达3万家。在过去5年内，这个市场的规模几乎翻了一番，达到35亿美元左右。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掌握英语不仅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交流的工具，也是通往收入更高的职业的道路。不过，这种“全民英语热”也遭到质疑。今年1月，上海市6所高校自主招生考试，有4所是理科生不考语文，或全部考生只考数学和英语两科，有网民议论称，“现在英语的地位如日中天，母语被贬至尴尬的死角”。

英语热潮受到质疑

这种全民英语热潮，也引起了东亚国家许多人的激烈辩论。韩国经济人联合会一次会议上，许多企业高层一致感慨，“和新加坡、印度和泰国等竞争国家相比，韩国人的英语沟通能力非常低，这成为竞争的绊脚石。”韩国总统李明博在就任前曾在一次教育的会议上拿出4/5的时间说英语教学。他说：“非英语圈国家中，国民英语好的国家比英语不好的国家生活得更好。如果(韩国英语不好的状况)不能改变，我们就不能生存。”不过，《朝鲜日报》援引一位国际人才战略专家的话称：“断定‘全球化等于英语’的韩国人才教育方向有必要重新调整。”文章称，“英语仅是沟通手段。认为在世界有名大企业工作的人才英语能力都不亚于美国人、英国人，这完全是错觉。应该回过头看看，为学习英语，体验各种文化和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时间减少了多少！”

在日本，丰田总裁丰田章男日前接受美国国会的质询时用英语回答问题，不知是紧张还是英语水平问题，他对许多问题都只用“YES”或“NO”回答。这一场面在日本国内引起激烈讨论。许多人认为丰田章男不应该用英语回答，他这样做就像是“接受美国审判”。日本国际文化论坛理事渡边幸治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人对英语的狂热起源于二战后，当时日本陷入贫困，对随着美军大量进入日本的美国文化非常羡慕。加上日本一直把追赶美国当作目标，自然要学习英语。《日本新华侨报》题为“英语没挡住日本现代化的脚步”的文章称，日本的出版界多年来已演化出一套分工制度：数百家出版社各自负责一个专门学科，培养自己的翻译班子，不但外语素养高，有专业知识水准，并且判断力强，熟悉世界科技动态，只要有重要的外文书籍、文章发表，他们立刻翻译成日文，提供给本国广大科技人员研读，使日本科技人员随时知晓世界最新科技信息。实际上，不会英语并没有妨碍日本人在许多科技方面的领先。摘得2008年诺贝尔物理奖桂冠的日本科学家益川敏英从未走出过日本，对英语更是一窍不通。获奖后，他宁愿放弃去领奖的机会，也不愿意用英语来谈获奖感言。

在中国香港，懂英文一直是进入精英阶层的通行证。直到1963年之前，香港只有一所大学――香港大学，全部用英语授课。当时港大的毕业生都被视为天子骄子。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开始大力推行母语教学，除了120所英语中学外，其他中学强制用中文教学。但不少家长因自己的孩子不能进入“英中”读书，宁愿送他们到海外就学。香港《信报》一篇专栏文章称，“如果香港人的英语水平比不上上海，那么香港距离二流城市也不远了。”不过，这些年在香港越来越时髦的逐渐变成了“港普”：在闹市随处可见普通话班的招生广告，而在官员的讲稿上也常常会有普通话注音。一位香港钟表大亨对《环球时报》记者这样概括自己的成功史：上世纪80年代他招募店员要会说日语的，当时日本游客多；90年代他要英文流利的伙计，因为大批欧美游客东来；自从香港有了自由行，他首先要会讲普通话的。

韩国社会公约研究所所长李东铁博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韩国曾经是“被动的殖民地”。日本撤走之后，美国开始占领韩国。韩国国内逐渐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亲美之风日渐盛行，如今的韩国成了“自愿的殖民主义”国家。李东铁说，“东亚国家应该重新寻找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学会尊重自己，培养自己的价值观。否则将会成为一个外表看上去是韩国人、中国人，而内心却是一个遭到洗脑的美国人，这是最大的威胁。”

英语在大小国家待遇不同

在世界其他地区，英语也受到不同的“待遇”。在欧洲地区，英语普及率最高的就算北欧地区了。《环球时报》记者在瑞典工作时，几乎从没有碰到过不会讲英文的人。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安德斯•鲍威尔说，北欧国家的语言与英语同属一个大的语系，大量词语来自英语，因此当地人学起英语自然非常快。另外，北欧国家小、人口少，为了发展经济，客观上要求北欧人必须学好英语。以冰岛为例，该国只有30万人口，以前常年驻有美国军队，这些美国大兵是冰岛最有消费能力的群体，因此几乎所有冰岛人都能讲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记者的瑞典朋友林马克则认为，瑞典人并没有从幼儿园开始学英语，从小学三年级才有英语必修课。他说，虽然英语普及程度高，但瑞典对本国语言的保护更重视，全国没有一家由瑞典出资主办的外文媒体。

在法国或俄罗斯等欧洲大国，英语受到的待遇差很多。许多到过法国的非法语区人士都抱怨法国人有很强的语言民族情绪。一位来自北京的游客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在巴黎用英语对售货员询问价格，显而易见对方听懂了，但就是用法语回答他。

俄罗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以“讲法语为荣”的时代，但记者采访的俄罗斯民众都认为俄从没有过英语热。俄罗斯infox通讯社评论员叶普盖尼•诺维克夫说，在任何时期，俄罗斯更重视的都是如何去更大程度推广俄语。即使在莫斯科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也基本上看不到多少英文标志，在莫斯科国际机场也到处都是俄语的声音，讲英文经常没人理你。他说，相对于语法逻辑严密而又复杂多变的俄语，英语只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莫斯科大学语言系教授拉•杜娜耶娃说，“苏联时期学外语的人少，主要是因为国家封闭。最近一些年，俄罗斯学外语的人越来越多，以学英语的规模最大。但英语毕竟是外语，最多只是一种补充。”

“现代化情结”造就英语热

对于东亚社会的“英语热”，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认为，是东亚社会强烈的“现代化情结”造就了这些国家对英语的狂热。东亚国家普遍拥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但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他们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急切地希望迅速现代化，重建往昔的辉煌。而英语是现代化的工具之一。同时，东亚国家又属于疯狂学习型的民族。他们用这种学习精神来应付英语学习，所以就显得很疯狂。

周宁说，从民族文化角度来看，东亚国家在接受西方文化后，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调试过程。伊斯兰文化有宗教核心，让人们团结成一个整体，以抵御西方文化的冲击。东亚国家的文化缺少这样的核心，因此一方面能够迅速地以世俗精神来适应现代化，但这又与长久积淀下来的、曾经被割裂的传统发生了矛盾。所以这些国家，一方面努力地学习英语，另一方面又对可能失去民族语言非常焦虑。

从事多年外语教学的北京师范大学郑海凌教授认为，英语是一个工具，需要使用就必须要学。因为国际交往中，英语确实被大量使用。但对于中国孩子来说，没有必要太早开始学英语。周宁表示，我们在看待“英语热”时不要加入太多民族感情。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许多中国的孩子从三四岁开始学习英语，到了大学毕业后英语还不能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陈德彰认为，现在国际上越来越重视语言文化的多样化。随着世界格局的渐变，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也在变化。全民学英语没必要。在学外语方面，人们应该有更多的选择权。▲(●本报驻外记者 詹德斌 孙秀萍 姚蒙 李亚龙 孟屿●本报记者 段聪聪 雷达●郑润宇)

英语害死人，感觉大学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在不停学英语，过4、6级

妈的
被整了

不得不学了啊

可恨。大学阶段不学英语，几个专业都学好了！

英语就像钱，没钱活不下去，活着不是为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