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离开乡土的年轻人

在河南不少劳力输出地区，出外打工以“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乡”模式居多，也有单枪匹马出外闯世界的。但散兵游勇式的务工者在找工受挫、举目无亲、生活无着的情况下，迫于经济压力，加上不法分子的引诱、教唆，不排除铤而走险走上歧途的可能。

一开年，就有大批农民工外出寻梦。洪奕宜摄

九年前，他和千万南下打工大军一起来到广东，现实情况却让他陷入迷茫和彷徨。他游走在这座城市的边缘，在经济压力及环境诱因下，成为这座大城市的“不稳定因素”。

流动在城市里的外来工，有多少个“阿涛”正徘徊在对与错的边缘？他们为什么会走上弯路？对这支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劳动力大军，输出地和输入地能提供什么帮助？能开展什么有效引导？社会又能做些什么？

拥有1700万外出务工农民的河南省是全国劳务输出第一大省，阿涛所在的兰考县每年外出务工人员达18万人次的规模。南方日报记者在春节期间的深入调查就以兰考这个劳务输出县为样本，调查农民工在涌向城市找工及打工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我们试图以此为开端，对新一代农民工，特别是“问题农民工”，从输出地、输入地等多个角度，作社会学意义上的广泛调查和讨论，以此引发社会对这一群体和现象的关注和思考。

“家里几个小孩，没有几个不是十六七岁就帮忙干活或出去打工的”

“三六九，往外走”，春节一过，不少农民工纷纷背上行囊奔赴他乡，寻找新一年的就业机会。从正月初三开始的兰考火车站，每天都是人头攒动，有二十几岁的青年，有四五十岁的老者；有多年在外漂泊的“老兵”，也有首次踏出家门的“新手”；行李箱旅行袋大包小包，还有买不到坐票准备带着小马扎凳上火车的。

在售票厅，正在排队买票的许河乡的刘大妹子告诉记者，春节过后往南、往东的火车通常都是挤得满满的，要是买不上坐票，就只能买站票，为的是早点进城，工作更好找。

火车站和汽车站紧挨着。记者观察了一下，准备搭火车外出找工的以二十来岁年轻人为主，而汽车站等车的人群年龄偏大，三十、四十来岁居多，也有小部分年轻的面孔。

拖着行李准备到昆山找工作的阿娇说，坐火车的大多是远途，比如到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坐汽车的集中在省内的城市和隔壁的山东，打短工为主。

兰考地处豫东平原，祖祖辈辈以务农为主，农民经济收入并不高。谷营乡谷东村村支书黄四亮掰着指头给记者算账：小麦亩产量800公斤，两季顶多达到2000公斤，一年人均也就赚1000来块钱。“守着一亩二分薄田，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地里刨食，谈不上有什么固定收入。”

而这样的收入要供家里四五个小孩读书远远不够，所以，中途辍学在河南农村是常有的事。“家里几个小孩，没有几个不是十六七岁就开始帮忙干活或出去打工的。”黄四亮说。

缺少培训，“就是一颗普通的螺丝钉，把你拧下，不愁没人顶上”

在讨论农民工问题的时候，很多论者都强调入职前培训的重要性，但是，兰考的培训机构向记者诉说了他们的烦恼。

“企业老是喊‘招工难’,其实培训机构也存在‘招生难’。”兰考某技工院校的老师对记者说。出现“民工荒”时，企业急着到处招人，十多二十岁的年轻人初中还没毕业就去打工，尽管没有参加职业培训，但不难找到岗位，工资也有千把块钱。因此，培训机构常常要花费很多工夫宣传招生。

农民工为什么不愿意先学学技能“镀镀金”呢？不同的人心态不一，比如有人认为：“找工作抢的就是时间，春节后是企业的用工高峰期，你不赶快出去找，再等上一两个月，企业人都招满了，谁还要你？”

还有人对培训的效果持质疑态度：“收了钱，进去学的都是啥？好像都不怎么靠谱。要学还不容易，边干边学不就成了？”有农民私下里对记者坦言，本来赚钱就不容易，如果培训后所学的东西派不上用场，那花了冤枉钱不说，还浪费了时间。

掏不起培训的“小钱”，丢了外出务工的“大钱”，是传统农区劳务输出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

2008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让劳务工们终于看清了形势：经济遭遇危机，破产企业增多，就业岗位减少，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首遭淘汰的必然是那一部分缺少技能、素质不高的打工者。

曾在东莞一制鞋厂做普工的阿虹就成了被裁员队伍中的一员。阿虹三年前进了东莞一家鞋厂，她做的是成型工序，技能含量比较低。金融危机来袭后，厂里的订单一下子减少了，厂方苦于无力支付200多位员工的工资，于是宣布“裁员”，打帮、针车、夹包等技术工作人员留下，其余的领好工资另觅出路。

技能就是本钱，没有本钱的普通务工者，在就业市场上几乎没有话语权。“我们就是一颗普通的螺丝钉，把你拧下，不愁没有其他人可以顶上。”阿虹说。

散兵游勇式的务工者在找工受挫的情况下，不排除铤而走险走上歧途的可能

“人们常说‘饥不择食’，人饿了什么都敢吃，找不到就业岗位，有些人就会‘偏听’、‘轻信’，致使在求职过程中上当受骗。”兰考县县长曾在全县劳务经济工作会议上这样说。

阿涛在广州打工的经历正是印证了这样的说法。他单枪匹马到了广州，以为工作很好找，结果碰了壁，轻信了中介公司，被骗了报名费、服装费、介绍费等等数百块钱，没几天就将从家里随身带来的1000多块钱花了个七七八八。离乡背井却又举目无亲，站在偌大的广州火车站广场，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而遭遇类似经历的劳务工不少。

“黑中介骗人的现象在早些年比较突出，这几年都好多了。”在兰考县劳动局副局长吕海标看来，无论是什么时候、到哪里打工，农民工对真与假、好与坏的社会认知以及判断力、自我保护意识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当然离不开经验的积累。

记者调查发现，在河南不少劳力输出地区，出外打工以“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乡”模式居多，也有单枪匹马出外闯世界的。但散兵游勇式的务工者在找工受挫、举目无亲、生活无着的情况下，迫于经济压力，加上不法分子的引诱、教唆，不排除铤而走险走上歧途的可能。

从阿涛家人、乡亲对其的评价，以及与阿涛本人接触的深入，记者了解到阿涛从小并不是坏孩子，也是懂事的人，这样一个理应具有交友辨别能力的成年人，为什么会和一帮专干抢劫的人交上朋友呢？对这个问题，阿涛自己也难以说清，他对记者表示，打工的生活枯燥无味，没有朋友，这时如果有人愿意跟你聊、而且能聊到一块儿去，求之不得，也就容易犯糊涂。

记者手记：

谁能给阿涛们一个苹果？

九年前，阿涛孤身一人南下广东“捞世界”，年少时的想法简单而豪迈：到广州一年赚几万块钱，然后就回家。

理想温热，现实却是无情。

缺乏找工经验，被无良中介骗走了生活本钱，连基本的生存都受到威胁；背井离乡，举目无亲，生活无着、找工受挫、内心孤寂，连个聊贴心话的人都没有。阿涛所遇到的这些情况，相信不止他一个人经历过。

还有多少个曾走上弯路的“阿涛”没有回头呢？

在兰考汽车站送记者搭车的时候，阿涛这个性格内向、言语不多的豫东汉子，不知什么时候买来满满一大袋苹果和橘子，硬是塞到我手里，竟让我的喉咙有些哽咽。

看着那些红扑扑的苹果，我默默地想，九年前阿涛孤身一人在广州落泊潦倒时，要是有人给他递上一个苹果，哪怕只是小小的一个，或许他的命运会完全不同……

输出地可以做什么？

兰考尝试

“村企劳务对接”

为了避免务工者上当受骗，作为劳务工输出大省，河南各级政府的劳动部门采取了多种办法。

如开封市注重打造劳务品牌，在京、沪、粤、江浙等地建立了劳务输出基地，广东中山、东莞等地鞋厂仅兰考籍鞋匠就达l万多人，成为当地鞋业主力军；兰考县开展有序输出，即有序地开展“订单劳务”、“定向输出”、向劳务输出基地企业输出。

开封市在劳务工培训方面进行了制度创新，把分属于劳动、农业、扶贫等部门的培训资金进行整合，用于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还实行了“一券通”制度，由政府向劳务工免费发放“培训券”，劳务工持“培训券”到定点培训学校进行培训，学校凭收回的“培训券”向政府报账，解决了劳务工交不起学费的问题。据统计，该市每年培训的劳务工达10多万人次。

“我们试点开展的‘村企劳务对接’模式很有效。”兰考县劳动局副局长吕海标告诉记者，该县从两年前开始试点，即以村为单位组织农民工集中输出到某一企业，并派一名村干部到用人企业协助管理。这种做法不仅便于组织生产管理，将散兵游勇组织起来，有效破解企业工荒，也避免了单打独斗的风险，便于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有利劳资双方。兰考还大力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被评为“返乡创业之星”的城关乡姜楼村人贾喜，1982年南下深圳做蔬菜生意，在近三十年的蔬菜生意经营中掌握了中高档蔬菜的种植、加工、储运等重要技术，并积累了一定的资金。2009年，他回乡创业，成立了家家喜蔬菜种植合作社，新建新型温室大棚300多座，发展优质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620亩，成立了蔬菜种植新技术专业服务队，安排本村剩余劳动力50多人。

专家解读

“游子”为何成“浪子”？

专家称新生代农民工面对不平等缺乏忍耐性，更渴望身份认同

浪子阿涛终于回家，却留给人们一道严峻的命题：如何防止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浪子？

阿涛的成长轨迹，让很多游离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中的大多数正在为生活奋力打拼，也有少数人像曾经的阿涛一样变成了浪子。

新生代农民工，这是一个首次被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的群体。他们主要是80后和90后，总人数大约1个亿，占农民工外出打工的60%。他们是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又暗藏着不安定的因子。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一些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近期对广东三大监狱及两个看守所进行大规模调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历史及生活背景，发现农民工罪犯中九成以上在26岁以下，八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期被留守农村无人看管，近六成属于“盲目流入城市犯罪”。

回不去的家乡

新生代农民工比父辈更期待平等对待

“一些青年农民工有时会为了几块钱而斗殴甚至杀人！”佛山的罗警官始终不明白，有些青年在老家本分老实，为什么到城市后就开始为非作歹？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说，新生代农民工既包括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青少年；又包括农民工二代，这些人的父母很早就在城市打工，他们自幼在城市长大。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愿或不能回到农村了，一旦不能在城市立足，就会铤而走险，走上歧路。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称，成为浪子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极个别的。这里有个人原因，如心理不健康、家庭环境不好、受教育程度较低、没有谋生的一技之长等，每个个案的原因都不尽相同。然而从宏观上看，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由于贫富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到城市以后，心理容易不平衡，相对剥夺感严重。“如城市青少年接受教育的年限较长，一般都有12年以上，而不少农村青年在初中阶段就辍学了。”

二是社会支持网络的缺失。在农村，新生代农民工有父母的呵护，亲戚朋友的帮助，在城市就没有了。既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被打乱后，他们在城市会产生孤立无援之感。

“旧的依存关系没有，新的依存关系尚未建立。”单光鼐说，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容易染上赌博、吸毒等恶习，如果没有经济来源，很容易沦为混混，甚至黑社会成员。

三是文化差异所致。“几年前法国发生大骚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第二代非洲移民在文化上不适应。同理，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接受了农村文化，在城市会有文化上的种种不适应，这会让他们产生焦虑感。”

据介绍，与第一代移民比较，第二代移民的心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虽然他们在迁入地感受到种种歧视，但由于已经比原来的状况有了改善，他们一般并不预期与迁入地的居民有完全相同的权利。

第二代移民则不然，他们一般没有原来生活的经验，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参照主要是迁入地居民的生活，缺少父辈那种对生活的满足感。当他们较多地体会到与迁入地人群的生活地位差距时，便会在心理上产生更多的被歧视感。与父辈的期望不同，他们强烈地要求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垂直上升。在这种心理预期的驱动下，第二代移民面对不平等缺乏忍耐性，因而，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往往会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

没有根的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得到身份认同

“城市的家长担心孩子惹上网瘾，而农村的家长就怕儿子变成混混。”湖北省武穴市的农民董全德对记者称，他所在的村有多名青年至今在外坐牢。

如何防止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浪子？单光鼐表示，有一点是可以马上做的，即改善农村教育现状。

具体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合理安排中小学的地理位置。单光鼐在调研中发现，这几年不少地方搞中小学撤并，很多村小、镇中都撤销了，一些农村学生上小学只能到镇上，上中学只能到县城。“不能就近上学，让学生上学的难度大增，很多学生因此过早辍学。”

二是调整教育结构，加强职业教育的力量。在农村地区，初中升高中难度较大，而职业教育不完善，一些青少年初中毕业后即进入社会。“他们这个年纪尚不成熟，容易学坏，而如果能在技校读几年书，学会一技之长，在社会立足就容易得多。”

从长远看，单光鼐认为应该振兴县域经济。“不要说中西部地区，就连北京的郊县，企业都不多。国企倒闭了，民营企业搞不上去，农村青年在县城的就业机会太少。”

而于建嵘则提出了三点不同的对策。

首先是给新生代农民工以最低社会保障，“如果没有能力买保险，社会救济也行。”

其次，应培养新生代农民的社区感。于建嵘曾在珠三角广泛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有不少人对他说，自己在城市漂泊，就像孤魂野鬼。“这时，他们即便知道黑帮很坏，也会加入，因为黑帮会让他们获得身份认同感。”

再次，就是降低进入城市的门槛。目前城市入籍、住房、就业等门槛较高，而新生代农民工又不愿待在农村，为了能在城市生活，他们会选择旁门左道。

同时，于建嵘也坦言，要做到以上几点，对财政的压力很大。“就目前来看，做到的可能性很小，但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到新生代农民工，说明政策层面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

有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告诉于建嵘，待在大城市的目的是为了赚点钱，以后回小城市生活，开个小店之类。“虽然县城经济较为凋敝，但这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社会舆论可以引导新生代农民工。”于建嵘说。

南方日报记者雷辉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