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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的归属问题纳入日美两国谈判日程的时候,正是越南战争进入白热化、冲绳成为侵略越南的前线基地、日本政府更深地介入越南战争的时期。冲绳施政权回归日本,与美国把东亚**政策的具体实施转嫁给日本的政策互为表里。与冲绳人回归“和平宪法”的愿望相反,拥有和平宪法的日本政府正是在这一时期表现了它最强烈的战争愿望。据《朝日新闻》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报道,当中国在一九**年核试验成功之后,一九六五年一月访问美国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曾经明确表示,如果日中之间爆发了战争,希望美国立刻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正是同一个佐藤首相,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访美并签署“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使得冲绳复归日本成为现实,而这个现实的直接后果,正是本书下部中所提示的,日本本土的美军基地进一步集中到了冲绳,冲绳复归日本没有使它通向和平,而是相反,把它进一步推向战争。
二
贯穿《冲绳现代史》的线索,是从日本战败之后直到今天发生在冲绳政坛与社会中的抗争。冲绳在战后从被美国“托管”到施政权回归日本,再到复归后与日本政府和美国的尖锐冲突,冲绳民众一以贯之的依靠自己的力量为自己争取最大限度的自决权;同时,这一奋斗一直是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利用各种制度空间和时代变化的空隙来推进的。这个特性,正来源于冲绳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所处的特殊位置。
从冲绳在战后以“琉球”之名脱离了日本而被美国“托管”,直到一九七二年施政权返还日本,这期间它是美国的一个州还是东亚的一个孤儿,一直是暧昧不明的问题。这对于美国和日本政府而言并不重要,因为琉球仅仅是转嫁危机和进行交易的筹码而已;但是对于需要在现代世界中确定自己位置的冲绳人而言,这个问题却至关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对于现实政治权利的确认与斗争目标的设立。冲绳在战争后期就被日本政府“丢卒保车”了。当美军在冲绳登陆之时,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计划也同时推进。当日本本土的进步势力还在把美国军队视为解救民众于天皇制水火之中的“解放军”之时,冲绳的民众却已经饱尝了这“解放”的艰辛;而当本土的人们还对美国输入的“民主化”充满幻想的时候,冲绳的民众却已经在现实的抗争中深刻地体味到了这民主制度的虚假内涵。
但他们巧妙地利用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利用美国占领的事实和美国军政府(从一九五○年开始,这个直到一九七二年为止都拥有琉球实际统治权的美国军事机构改名为“民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条文,一步步推进和确立冲绳社会的自由度和自决权。本书上部花了大量篇幅勾勒了冲绳政坛本身的纷争对立:革新势力与保守势力、革新势力内部的对立,以及这些对立导致的冲绳社会的变化。在几乎难以喘气的紧迫节奏中,新崎描述了一个复杂变迁的动态政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日本政府与冲绳政坛内各种势力所构成的紧张力学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具有不同的结构关系,很难使用同一的尺度加以衡量。例如在这一时刻需要捍卫的政策条文的法律效应,在另一时刻却需要彻底摧毁;在这一时刻需要坚持的对日对美的某种立场,在另一时刻却需要加以否定。
政坛斗争如果没有民众意志的参与,不免会流于党争;而冲绳的政治斗争却始终贯彻了民众的意志。书中不止一次地介绍了“举岛上下”的大规模抗争形态,而且特别强调这种全岛奋起的政治斗争传统直接影响政治局势的能量,它不仅能够有效地制止例如美军对于那霸市政的操纵,也能够迫使美国驻冲政策进行让步和调整。冲绳人这种在极限状态下形成的战斗传统,在日本政府出卖冲绳利益、美国把冲绳作为控制亚洲的主要立脚点的险恶局势下,几乎是维护自己基本权益唯一可靠的方式。
当本书叙述战后岁月中发生在冲绳政坛的政党分歧和不断形成的各种社会组织的时候,它正是在叙述冲绳民众的“多元”性格,显示了冲绳的民众政治抗争依然保持了它的活力,民众的多元化政治欲求依然可以影响到政坛的斗争形态。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冲绳在当代东亚格局中的重要位置和它战后命运的两难处境。
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本书涉及的“复归—反复归”运动了。这个运动尽管内部充满了歧异和对立,但从整体上看,却相当清晰地体现了冲绳战后历史中最大的两难。本书上部第九章所写的问题,并不在于冲绳的最终归属,而是围绕着这个归属问题在冲绳与日本本土之间、在冲绳内部所引发的一系列派生的问题。例如冲绳施政权返还给日本政府,与日美安保体制之间是什么关系?日本自卫队是否可以开进冲绳?美军基地在冲绳返还时是否可以保留核武器使用权?冲绳的美军基地在返还之后与本土的基地之间是否应该建立一个“平等”的标准?冲绳的复归与反复归运动在时间形态上似乎是前后相续的,其实它们是同时进展的。因为在倡导冲绳复归的活动家中,很多人仅仅是把复归日本视为突破冲绳被占领局面的一个出路,为此,复归“拥有和平宪法的日本”就成为一个有感召力的口号,而这个口号的实质,与其说是回归日本,不如说是回归“和平宪法”;但是,复归“和平日本”的理想并不能解决冲绳被日本政府离弃和歧视对待的现实,也不能解决日本政府在战后并没有真正独立于美国、因而复归日本并不能有效地对抗美军占领的问题。因此,从复归日本的运动兴起的时候开始,反复归的理念和情感就同时生长了。但是,反复归是否可以通向冲绳的独立?当反复归与冲绳独立论结合的时候,它的具体困境是什么?这些困扰着冲绳人的问题最终使得“复归—反复归”变成了一个思想和现实斗争的框架或者媒介,而不是实践的目标。借助于这个框架,最为清晰地浮现出来的就是冲绳人在孤独的战斗中为自己设定的一个个具体的目标,而这些目标不仅关系到冲绳人的生存问题,也同时关系到东亚地区的国际局势。
冲绳的归属问题纳入日美两国谈判日程的时候,正是越南战争进入白热化、冲绳成为侵略越南的前线基地、日本政府更深地介入越南战争的时期。冲绳施政权回归日本,与美国把东亚**政策的具体实施转嫁给日本的政策互为表里。与冲绳人回归“和平宪法”的愿望相反,拥有和平宪法的日本政府正是在这一时期表现了它最强烈的战争愿望。据《朝日新闻》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报道,当中国在一九**年核试验成功之后,一九六五年一月访问美国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曾经明确表示,如果日中之间爆发了战争,希望美国立刻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正是同一个佐藤首相,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访美并签署“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使得冲绳复归日本成为现实,而这个现实的直接后果,正是本书下部中所提示的,日本本土的美军基地进一步集中到了冲绳,冲绳复归日本没有使它通向和平,而是相反,把它进一步推向战争。
复归还是反复归,这个问题远比认同问题复杂。在越南战争爆发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冲绳的民众意识到了复归与美国的远东**政策之间的潜在联系,运动口号从“向和平宪法复归”转变为“反战复归”,这是一个与日、美政府的冲绳施政权移交目标在方向上相反的斗争,尽管它也使用了“复归”这个口号。本书指出,这个运动虽然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它却使得民众认识到了对于美军基地的默认就是对越南民众构成事实上的加害,这一认识使得冲绳的归属问题和认同问题构成了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环节。
冲绳复归日本之后,日美军事同盟以此为契机得到强化,自卫队进入了冲绳,日美的军事力量被重新整编,所谓周边事态法案等补充条款进一步强化了日本民众一直试图摧毁的安保条约,为以后的海湾战争等准备了军事条件,也为美国和躲在其保护伞下的日本在东亚确立军事霸权不断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复归为冲绳民众带来的,是虚假的繁荣和实质上的被掠夺。一位冲绳知识分子告诉我,如今充斥着冲绳的观光、贸易、生产机构,基本上都是来自日本本土的大公司,它们在冲绳的盈利并非造福于冲绳人,这些收益被转移出去,最大受益者仍然在冲绳之外,而冲绳在战后的畸形发展,使得它丧失了自己的渔业和其他可以维持社会再生产的经济形态,只能依靠“基地经济”维持社会发展。因此,如果美军基地真的被赶出冲绳,日本政府也将撤销基地补偿金(这个数额约占冲绳县收入的一半),那么,并不具备合理的产业和商业结构的冲绳社会,将要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九七二年之后更加成熟的“反复归运动”和反对美军基地的运动,以及与此相应的反对天皇制和拒绝日本国旗的运动,经历了艰难的奋斗过程。这意味着,它必须为自己设计更合理的社会形态,并且在现实斗争中不断打造它的基础。在不具备可以与美国和日本相抗衡的“国家机器”的情况下,冲绳人激发了民主社会最大的潜能,依靠自己的危机感和决断,利用合法斗争的制度空间,不断牵制美国的军事扩张和日本的同谋,也不断培育自己的政治理念。书中几次提到的“一坪反战土地所有者运动”,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理念性的具体斗争。由于它动员了多数人以“一坪”为单位分购美军基地区域内部分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在美军基地内部造成了障碍,这使得它具有了一定的现实对抗功能;同时,由于这个运动强烈的象征性,使得它同时具有了某种社会启蒙的功能。它与其他相应的运动,例如“一英尺胶卷运动”(即筹款以“一英尺”为单位联合购买美军占领冲绳时拍摄的胶卷以保留历史资料教育下一代)等结合,在冲绳社会形成了使每一个体都可能参与的政治过程。只有理解了这样的社会氛围,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川满信一起草的《琉球共和社会宪法草案》的乌托邦所具有的现实性格,也才能理解由冲绳和平市民联络会发表的《冲绳民众和平宣言》中的下面这段宣言:
所谓“经济繁荣”,只不过是追求一部分大国和其中的特权阶级的利益,所谓“和平”,只不过是维持足以保证这种利益的经济体制和国际秩序而已。
我们所企望的“和平”,是地球上的人们珍惜自然环境,尽可能平等地共享有限的资源和财富,绝不使用暴力(军事力量),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制度之间相互尊重,从而实现共生。
在人们可以用自己的斗争去影响现实,并且在分歧和争执中日益培养出相应的社会共识的时刻,这样的宣言就绝不是观念性的纸上谈兵,它规定了具体的抗争目标,也规定了具体的理念环境,因此,它具有真实的政治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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