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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时代的思考 于 2010-9-20 18:21 编辑
声明：文章比较啰嗦，希望想发表高见的网友有耐心看完全文
腐 败 论
目前，如果要问人们最痛恨的社会现象是什么？我想绝大多数人会选择腐败，确实，对一个国家来说，腐败是侵害一个国家健康肌体的病毒性细菌，对一个社会来说，它是阻碍社会正常发展的毒瘤，纵观人类历史，腐败是造成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最终覆灭的直接或间接原因。尽管，历来人们对于腐败具体范畴的界定各不相同，但不管哪种定义最终都会达成这样一种共识：那就是腐败是个人或群体出于私心，用国家利益或公众利益换取个人利益的一种渎职行为。如果从腐败的对象来分析，我们也许可以将腐败分为官员的腐败和普通公务员的腐败，但如果我们对普通公务人员的腐败进行追本溯源的话，其最终源头却还是指向官员腐败，从某种程度上说，普通公务人员腐败是官员腐败的延伸，目前，社会影响极坏并给国家和民族利益造成巨大损害的也主要是官员腐败。
古往今来，尽管腐败一直被人们当作过街老鼠，但整治起来却是收效甚微，不但屡禁不绝，而且往往在一个王朝的末期变本加厉，并最终导致该王朝的灭亡，究其原因，则是由于封建制度本身注定了那些整治腐败的方法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同样面临着反腐防腐的艰巨任务，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对腐败标本根治呢？这就要求我们了解腐败的来龙去脉，摸清腐败过程的各个环节，确定腐败的源头，先正本清源，然后在一些重要环节关头严格把关，努力探索出一条整治腐败的治本之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收到反腐防腐的良好效果。
一、腐败本原剖析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各种需求，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诺，将人的需求分为几个依次递进的层次，最下面是生理需求（食物、居所、睡眠、性等），然后依次是安全与保障、爱与归属的需求，他人的尊重与自我尊重的需求，最后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尽管，总的来说，只有低一级的需求得到满足以后，新的更高一级的需要才会出现，但是，具体到某个人来说，一方面可能在某一项具体需求的满足程度方面存在差异（例如，有的人可能对食物的要求程度较高，而在穿着方面只要过得去就行了；而另一些人可能对穿着比较讲究，而对食物则没有太高的要求，觉得只要能够下咽，填饱肚子就行了）；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知识层次和生活嗜好方面的差异存在着不同的人对不同层次需求满足程度上的差别，比如，有的人可能对物质需求存在较高的要求，喜欢追求感官上的快感，但对精神层次方面的要求相对较低；而另一些人对物质层次方面的要求不是太高，但对精神层次方面的需求则存在着较高的要求。也正是这些对不同需求满足程度方面的差异，才构成了我们这个复杂纷繁的世界。然而不管怎样，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根据处在不同需求层次以及他们对不同需求的满足程度将芸芸众生的人们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养家糊口型，这种类型的人大约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由于资源的相对缺乏和不同人对不同需求满足程度方面的差异，这样注定了许多低层次方面的需求不是都能得到很好的满足，而在一个和平环境里，满足这些需求的唯一途径就是具有足够的金钱，因此为了满足自己及其家庭低层次方面的需求（主要指生理方面的需求以及在生理需求得到一定程度满足后对安全与保障、爱与归属等方面的需求），这种类型的人不得不终其一生为此忙碌，拼命地工作，拼命地赚钱。在这种类型的人中，除了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外，也包括一些对物质生活具有无止境追求的有钱人。
第二种类型为自我价值实现型，这种类型的人大约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他们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精英。由于已经比较好地解决了低层次方面的需求，所以，他们在乎自己的尊严，在乎能否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我尊重，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社会承认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在他们的心中，对成就感有着强烈的追求，他们渴望取得符合社会流行价值观的成就，成为时代的骄子，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热衷于走在社会潮流的前列，以当时社会所崇尚的社会价值观作为自己价值的取向，如果一个社会以高尚为时尚，他们就会把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当作自己的追求；但如果社会缺少一个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崇尚金钱，以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再加上追求感官上的美好感受本来就是人的天性，那么，可以绝对肯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会不遗余力地追逐金钱。
第三种类型为国士型。所谓国士，借用易中天先生的话说，就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志士，这一类型的人在总人口所占的比例可能远小于万分之一，严格来说，他们应该属于自我价值实现型，虽然他们对低层次需求的要求不是太高，但已经解决了这方面的需求（如果他还没有解决好低层次方面的需求，即使他具有国士的潜质，那他也只能属于第一种类型人），是自我价值实现型的另一个分支，然而他们与一般的自我实现型又有着某种程度的不同，一般的自我价值实现型人才会以当时社会所崇尚的价值观马首是瞻，也不管这种价值观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进步；但国士的自我价值观的实现总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的，他们既具有某方面的卓越才干，同时又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因此，一般来说，他们会全身心投入他们的事业，有一整套关于如何提升国家在他们的行业领域里的实力的方案，并且会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对该方案进行修改和调整，由于他们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振兴国家方面，因此他们很少再有精力追逐其他事物，自然也包括对金钱的追逐，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国士有三国的诸葛亮、宋代的岳飞等。国士虽然在社会上所占比例极小，但他们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走向强大所起的作用，就好比人体内的生长激素对于人体长高长大所起的作用一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理想情况下，国家的最高决策层是由国士组成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推知，当社会上拜金主义盛行，存在着一个以金钱来衡量个人价值大小的隐性社会价值观的时候，金钱就会成为能否获得自己的尊严、能否获得他人尊重的最主要砝码，那么，对于前两种类型的人来说，绝大多数都会把金钱当作自己人生最大的追求，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他们对金钱的贪欲，因而会全力以赴利用身边已有的资源捞取金钱，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一个缺少有效的监督、官员们可以随意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决定公共资源分配的社会环境里，一旦官员缺少应有的责任心，权力寻租市场就会堂而皇之走上场面，于是，腐败便由此而产生：行贿者希望通过购买官员不公正行使权力的期望来赢得对公共资源争夺的不公平竞争，受贿者则通过出卖手中权力的不公正行使预约来获取自己的私利。如果把对公共资源的争夺看作一场竞技比赛的话，前者破坏的是比赛规则，后者则破坏的是裁判规则，其最终结果是整个比赛没有规则。所以，腐败行为的最大危害性在于它严重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腐败的本原源于人们的自私本性，而腐败行为则源于人们责任心的缺失。腐败行为如果得不到制止，而任其蔓延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其给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是社会失去公信力，其给国家政权带来的危害是国家所制定的法律失去应有的尊严，各种制度约束形同虚设，从而导致国家政权在民众心中失去应有的威严，不难想象，其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二、 我国腐败现状及滋生原因的分析
目前，在我们国家，我个人认为，腐败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凡是在需求大于供给的地方，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腐败。也许是腐败太普遍的缘故吧，所以，即使有些希望能在自己的岗位上能为国为民干点实事的官员，群众也根本不相信，目前，在我们老家的许多单位和公司，人们都把提拔官员看成不同派别之间的一种利益博弈，下面的许多官员主要关心的不是该岗位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把该岗位的工作做好，而是关心所提拔的人是否属于自己的利益阵营，如果不是，则百般阻挠；而许多普通员工则首先想到的是被提拔的人从此有了腐败的条件，因而可以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利益。最糟糕的是现在国内的腐败已经开始由个体走向集团化，从而使得反腐工作的展开异常艰难。从目前社会上这些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来看，总的说来，我们大体可以根据其危害性的大小将它们分为下面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腐败为决策腐败，在三种腐败类型中，它的危害性是最大的，一次关键性的决策腐败很有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其巨大的损失，目前社会上流行的“三拍干部”（即拍脑门决策、拍胸脯表决心、拍屁股走人）就是决策腐败的典型例子。产生决策腐败的原因既可能出自主观方面的因素，也可能是由于某些客观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主观方面的因素最有可能源于决策者某种虚荣心的缘故，因而不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就作出十分轻率的决策，还有一种可能是决策者为了便于今后仕途的顺利，营造自己的政绩工程，因而导致巨大的浪费。但不管是哪种可能性，实际上都体现了决策者责任感的缺失；而客观因素则是决策者根本不具备干好他目前工作所必须具备的才干，整天稀里糊涂，自己没有主见，用人非宜，导致自己被身边某些小人所左右，当然也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
第二种类型的腐败为管理腐败，管理腐败是官员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置公家利益不顾，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致力于营造自己的小圈子，排挤打击国家发展真正急需的人才，有的时候，甚至不惜重用自己小集团无德无才的庸人，以便更好地控制自己管理的范围，达到自己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个人认为，在三种类型的腐败中，它的危害性仅次于决策腐败。从大的方面讲，管理腐败可能对国家的安全造成很大危害，对国家的长远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比如晚清时期的北洋海军，放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严复不用，而宁愿重用对水军一窍不通的丁汝昌，最后导致北洋舰队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从小的方面来说，管理腐败可能导致其所管理的部门效益低下、发展缓慢，人才流失严重，并最终导致所管理的部门死气沉沉，走向衰落直至破产，比如目前我们国内许多原本生机勃勃的国有企业最后倒闭就是由于管理腐败造成的。除此以外，管理腐败对其管辖部门内被排挤打击人才的个人发展造成相当严重的危害性，有些腐败分子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如果不给你施展才能的机会，再厉害的角色也只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人，所以他们认为只要不用你，你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目前，在我们国家的某些企业和行政部门，官员管理腐败的气焰之所以如此嚣张，最主要的原因是腐败者缺少应有的官德，其次也与许多职员的助长有关。上次回老家与老同学聊天，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存在着这样一种共识:出于趋利避害的本性，目前单位里大约有百分之九十的的员工都挖空心思趋附当权者，约有七成员工都乐意成为上司排挤、迫害和打击他人的帮凶，而丝毫没有良心上愧疚，在余下的员工中，另外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员工对于参与这种迫害与自己无冤无仇的同事的活动刚开始可能还有一点良心上的过不去，所以他（或她）努力寻找这种迫害的理由，因此在与对方工作和生活的交往中，故意找对方的岔子，激怒对方，等到对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而被迫自卫时，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你现在得罪我了，你就是我的仇人，现在我加入到迫害你的人的行列是天经地义的了。而真正能够不参与这种迫害活动的、具有正直人品的员工在员工人数中所占的比例最多也不会超过百分之十。诚然，在当今这个社会，与领导搞好关系对自己在单位发展非常重要，可以说是第一位的，为了这个目的，有时侯奉承巴结一下领导都在情理之中，但是我们的这种行为应该有一个道德底线，那就是不能以陷害无辜的人为前提，而我们有些人的某些行为已经远远地越过了这个底线。目前，许多人之所以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深恶痛切，是痛恨他们没有这种腐败的机会，如果他们有这种机会，他们腐败起来将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有时候在单位、在公司可能经常见到这样的场面：一方面，有些人对远在天边的腐败深恶痛切，表现出一派义愤填膺，正气凛然的样子，另一方面，他们却在为身边的腐败充当帮凶，为腐败的滋生繁殖施肥。
第三种类型的腐败为个人生活腐败。前两种腐败类型属于工作中的腐败，因此其给国家造成的危害是全局性的，影响也是长远的，但是我们如果对这两种腐败进行寻根究底的话，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腐败者自己的私利。个人生活腐败是指腐败者拿公家利益换取私利（主要为财、色、名）的行为，时下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贪污、受贿和潜规则，它也是古往今来社会上最普遍的腐败形式，尽管在上面三种类型的腐败中，它的危害性较小，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也可能是局部的，但它却是其他两种腐败类型的基础和前提，目前社会上所说的腐败主要就是指个人生活腐败（在后面的分析中本人也按惯例将其简称为腐败）。导致我们国家当前个人生活腐败滋生的具体原因很多，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目前，我们社会所出现的腐败是在我们的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负面产物。随着我们政府逐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面，致富成为社会流行的口号，就能《中国**党章》中都有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内容，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下，不但以赚钱多少论英雄的社会价值观便逐渐在社会上流行起来，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评价一个人出息的大小一般都视这个人赚钱能力而定。由上一节的讨论，我们知道，一旦社会上拜金主义甚嚣尘上，除了极少数人，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一门心思赚钱，官员也不例外，由于官员手中掌握着公共资源的分配权力，无疑这里面蕴含着巨大的利益空间，在官员的权力得到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如果官员拿手中的权力交换私利，那么他（或她）很有可能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私利没得到，还把官位丢了，所以，除了极少数胆大包天之辈，一般官员都不敢以身试法；然而一旦对官员权力的监督失控，那么，他们拿权力交换私利的风险也会随之消失，起初也许只是少数官员以权谋私，但当那些官员利用自己的权力赚得盆满钵满而似乎毫无风险的时候，除了一些严守奉公守法职业底线的官员外，其他官员都会群起而效之，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用在好人好事方面也许不那么起作用，但用在这方面则是绝对的真理。
第二，官员的腐败，也与来自家庭成员和周围环境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有些腐败分子原本也打算做一个清廉的官员，但却架不住来自家庭的巨大压力，比如，如果他们摊上一个像吴淑珍那样的老婆，吵起架来动不动就用“你钱赚不到，花起钱来却如流水”之类的话训斥他们，那么对于那些意志不是特别坚定，但又特别在乎自己尊严的男人来说，估计他们从此以后想不腐败都难。而另一些官员，尽管自己廉洁奉公，恪尽职守，对防止自身腐败具有很强的定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老婆孩子在巨大的金钱诱惑面前也具有同样的定力，在这个讲究人权与自由的文明社会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不可能一人当官，全家人都围着他（或她）转，如果官员的家庭成员瞒着他们接受数额巨大的金钱贿赂，即使那些官员没有拿公利交换私利，他们的官声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害，比如，刚刚过世的韩国总统卢武铉就极有可能属于这种情况，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卢武铉总统是清白的，但他的家庭成员是否也清白就不好说了。
第三，我国目前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改革程度不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腐败。现在，国内有些行业已经与国际接轨，而另一些行业还没有接轨，那些已接轨行业的官员收入、与那些还没有接轨行业的官员收入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后者腐败。这是因为人们平时在自我评价是否成功的时候，一般都喜欢进行横向对比，拿自己和同龄人比，拿自己跟同行业的人比，如果付出的劳动差不多，贡献的大小也差不多，但收入却是天壤之别，这无疑会在相关人员心中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对于普通员工来说，也许只是一声无奈的叹息，但对于那些心中愤愤不平的官员来说，情况就不会那么简单，由于手中有权，因此，他们很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利通过腐败的手段来填补这种落差、来尽量缩小这个收入的差距，特别是对于那些管理漏洞很多的公司和企业来说，这种腐败尤为严重。
第四，在所有形形色色的腐败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腐败与官员的选拔有关。我国历史上就有不少卖官鬻爵的事例发生，将不同级别的官位明码标价进行拍卖，遗憾的是这种丑陋的卖官买官现象直到今天也没有绝迹，试想如果一个官员的官位是通过花钱买来的，那么我们还能指望这个官员不腐败吗，不难想象,如果一个官员位置的获得，需要被提拔的官员自己掏腰包通过行贿的方式用金钱上下打点才能得到，那么可以肯定，该官员一旦坐稳位置，他首先想到的是把自己为得到该官位所花费的成本捞回来，否则他的心里就不会平衡，因此，他会仿效他的上司某些行事行为，接受他人的贿赂甚至索贿，起初他也许只是希望把自己行贿的成本捞回就收手，但受贿如吸毒，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等到他把自己行贿的成本捞回来以后，他也上瘾了，想收手都不可能了。现在有些人主张高薪养廉，我认为，再高的薪水对于这些官员来说也是养不了廉的，因为不管薪水多高，他们都会把薪水这部分当作自己应得的正常收入，而他们为官位所付出的个人额外开支肯定会通过腐败的渠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灰色收入）而收回。这样，一代接一代，他们的腐败衣钵就会不断传承下去，最终就会在他们的部门形成一个生生不息的腐败官员死循环，所以，通过腐败方式得来的官位是导致官员腐败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尽管也有不少腐败分子的官位不是通过腐败的方式得到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清廉官员的官位一定不是通过腐败的方式得到的，否则，他的心里就不会平衡。所以，真正希望为国为民干点实事的德才兼备的人才是不会通过这种见不得阳光的途径进入仕途的，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以这种方式进入仕途，他是不可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的。
总之，腐败的具体形式可能多种多样、花样翻新，而造成腐败的具体原因也千差万别，但总的来说不外乎以上三种类型，而要取得良好的反腐效果，我认为预防是基础和前提，只有在抓好预防的情况下，我们的反腐工作才能起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否则的话，反腐工作只会是徒劳心力而已。
三、 防腐措施的探讨
预防腐败就是希望能将可能产生腐败的因素予以消除，我个人认为，防腐措施，首先应从源头上保证我们所选拔的官员都是抱着为国为民干点实事的理想来当官的；其次还应该为官员营造一个不腐败的环境，只有这样，我们的防腐工作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目的。根据我们国家的现状，我觉得我们在防腐方面应该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在官员选拔方面应该做到正本清源。现在中央号召提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这无疑是一个英明的举措，但是，我们如何在现实中去鉴别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呢？依我看来，要确定一个人才做官以后是否具备应有的官德，那首先应该看看他当官以前的人生理想是什么、主要的追求是什么。如果一个人过于向往奢侈豪华的生活，对金钱的追求过于执着、过于强烈，把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那么基本上可以肯定，如果当了官，一旦缺少有效的监督，那么他成为腐败官员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一个官员的正常收入对于他过奢侈生活是远远不够的）；反之，一个人如果把为国为民干点事情作为自己的理想，对金钱没有强烈的追求，那么他成为官员后，能够克己奉公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现在有些人面对目前社会上官员腐败的严重形势，认为目前许多官员之所以贪得无厌，是由于他们自己缺少足够的金钱缘故，所以主张有钱人出来当官，这样他们在官员的位置上就不会追逐金钱了。依我看来，这种想法十分天真。我们知道现在有钱人一般来说是经商成功的人士，我国自古就有无商不奸的说法，尽管这话有点片面，但是商人以追逐利润为目的却是天经地义的，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好的商人，如果商人不去想如何赚钱，而只想着如何花钱，那他就去当慈善家好了（联想到目前我们国内某些人希望房产商发善心降房价就感到好笑），一个成功的商人应该是在商界浸润了很久的商人，在他的脑海里，应该有一种思维定势，那就是如何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大家设想一下：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一个没有背景的成功商人想进入政界不花点血本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他花了较大的血本进入政界，在我们当前缺少有效监督的条件下，他不通过腐败的方式捞回当官的成本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这种寄希望于有钱人当官来减少腐败的想法不切实际，如果希望选拔官员的时候做到正本清源，我们就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那些把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放在次要地位，一心想为国为民干点实事且又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德才兼备的人才身上。
其次，为了有效地预防腐败，我们政府也应该为官员营造一个不腐败的环境，给他们提供相应的物质条件，在这里，我不是主张高薪养廉，而是为了让官员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政府应该给予他们的合理收入。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政府给官员提供的合法收入太低的话，实际上就相当于政府间接鼓励官员腐败，因为如果一个官员单靠正常收入而只能让家庭过相当清贫的生活，而周围的人都过上了小康生活，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官员会想尽一切办法（自然也包括某些看起来没有多少风险的腐败渠道）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如果一个官员因为这个原因而腐败被抓，也许他会得到群众的同情，这样，我们的反腐就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一句话，如果政府给官员的收入太低，我们反腐就会感到底气不足，如果政府给予了官员合理的正常收入，我们反起腐来就会感到理直气壮。那么多少才叫合理呢？除了参考一些政治体制比较成熟的国家的做法外，我觉得对于像县长那样管辖一方的父母官，政府应该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其管辖地区范围内的国民平均收入，另一个就是管辖区域内的国民数量。
最后，为了能有效地预防腐败，有必要加强党的领导以及加大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多年来，党中央一直强调要把反腐防腐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可是许多地方政府总是我行我素，对中央的指示置若罔闻，正如俗话说的那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许多腐败分子在台上大讲反腐倡廉，走下台来却腐败依旧，更有甚者，有些腐败分子一方面大肆腐败，另一方面却在私下里大肆攻击**和现有体制。基于以上情况，我认为，只有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加大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度，中央政府才能把那些好的反腐防腐措施落到实处，才能发挥那些措施的应有作用，否则，中央政府的反腐防腐措施再好，也不过是玩具店里的枪炮——中看不中用。也许有人担心这样会阻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首先，我们目前的社会体制不是资本主义民主宪政体制，那些腐败的地方官员如若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他们不会受到像资本主义民主宪政体制那样的约束，而只会更加随心所欲地腐败；其次，在我们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之前，我们只可能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尽量把事情办好，而绝对不存在有用体制外的办法把体制内的事情办好的可能性。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在下面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我们都知道，在安史之乱以前，唐朝是当时世界上高度繁荣的国家，老百姓也相对富足，安史之乱以后，唐中央政府对地方上那些有实力的节度使的控制力度大大减弱，如果按照某些人的推理，这不是民主化程度加大了吗，这种状况理应使国家变得更富强，老百姓变得更富裕，但情况却是恰恰相反，唐帝国从此开始衰败直到灭亡，而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变好了，而是更苦了。同理，我们今天实行的是比资本主义宪政民主更优越的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虽然我们的体制中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我们顺应民主化潮流只能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用资本主义民主取代社会主义民主，否则，我们不但不能吸取到资本主义民主的精华，而且还会把我们现有制度中许多美好东西也抛弃掉了。
四、 反腐措施的探讨
从某种程度上说，反腐防腐也和种庄稼一样，首先挑选好种子，翻耕好土地，然后播上选好的种子，施上肥，这些就相当于我们在防腐阶段所做的工作，但是，我们须记住，庄稼长出来以后不会因为我们前面精选良种和精耕细作就不生病、不生虫了，生了病、生了虫，我们照样还得花气力洒药杀虫，否则的话，庄稼即使不死，它的生长也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整顿吏治也是同样的道理，预防腐败只是尽可能最大程度上消除腐败的一些潜在因素，但并不能达到完全消除腐败的目的，即使我们预防腐败的工作做得再好，也有可能产生腐败，那么，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反腐措施才能收到良好的反腐效果呢？曾记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有一个反腐的电视局叫《法不容情》，剧中反腐的政法委书记在腐败案件的调查过程中，面对的是一张巨大的腐败网，尽管该剧的结尾案情真相大白，但调查腐败案件的政法委书记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虽然说电视剧的情节是虚构的，但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反腐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剧情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真实案例的实际情况。如果在现实中，我们的反腐书记事先知道为了反腐需要承受如此的代价，估计没有几个人愿意继续反下去。其实，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就象一场拔河比赛，哪方的力量强大就会哪方取胜，如果面对强大的腐败力量，缺少有效的监督体制，缺少同样强大或者更强大的反腐力量，仅指望个别执法公正的官员来达到反腐的目的，无异于以卵击石。我想这也许是目前我们政府反腐所面临尴尬的缘故吧。
与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法一样，反腐也同样应该存在着治标和治本的方法，那么，治标措施会产生什么样的反腐效果？我们还能找到反腐的治本措施吗？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深思、去探讨。
（一） 反腐的治标措施——法律手段
纵观我国的历史，历朝历代，在反腐方面用得最多的手段就是法律手段，即通过严刑峻法对腐败的官员进行惩处，以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这其中以明朝的洪武皇帝所使用的惩处手段最为严厉，为了对官员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他把腐败官员剥皮塞草做成腐败标本，挂在衙门门口以便达到警示在职官员的目的，然而，尽管老朱用如此狠的手段打击腐败，最后明朝的灭亡归根结底还是由腐败引起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因为严刑峻法只可用于一时而不可用于一世，严刑峻法的不良后果是严重束缚公民的思想和行为，导致社会上人心惶惶，人人自危，长期下去必将对现政权产生严重不利影响。这就好比一个人处于高度神经紧张的精神状态，短时间可以，时间长了，再强壮的人也会崩溃，所以尽管在洪武时期由于对腐败实行严刑峻法出现较好的吏治清明景象，但朱元璋一死，许多反腐条文就形同虚设了，因此导致明朝后期吏治腐败日趋严重，从而也敲响了明王朝灭亡的丧钟。
古往今来，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在一个社会中，如果腐败仅是个别现象时，利用法律对腐败进行惩罚，确实可以起到较好的反腐效果，但如果整个官场出现了大面积的腐败现象，即使利用严刑峻法打击，也不会从根本上扭转腐败日益严重的趋势，所以利用法律手段反腐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更何况现在是文明社会，政府也不可能像朱洪武那样采用极端、残酷的反腐手段。
既然利用法律的手段对腐败进行严厉打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的问题，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目前加强法制建设对反腐的作用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借用一下大家所熟知的一个谚语——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在这里就如何处理止沸这件事来说，扬汤是治标，釜底抽薪是治本，在无法做到釜底抽薪的情况下，扬汤还可以舒缓一下汤沸腾的程度，如果这时能汤都不扬一下，那汤就会沸腾得更厉害。同理，在我们还没有找到反腐的治本措施之前，利用法律的手段对腐败进行严厉打击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的问题，但至少可以减轻腐败的程度，如果我们治本的方法没找到，还放弃治标的方法，那么我们就只能任由腐败随意猖獗了。
（二） 反腐的治本措施——有效的官员监督机制
反腐中的治本就是要铲除腐败的根，也就是要消除官员心中的贪欲，那么怎样才能消除官员们心中腐败的欲望呢？既然腐败源于人性的弱点，那么要铲除腐败的根也需要利用人性来解决，我个人认为有两种方式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一是使官员对腐败行为有所耻，二是使官员对腐败行为有所畏。这两种方式中只要有一种方式能起作用，就可以收到良好的反腐效果，但是这两种方式都有一个前提条件，前者要求官员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后者要求社会有一个强有力的有效监督机制，我们只有在具备所需的条件下，才能使这两种方式产生应有的作用，否则是无法收到良好效果的。
首先，要使官员以腐败为耻，就要加强对官员的思想教育，在他们心中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让他们把“八荣八耻”的价值观当作自己的人生观，时时刻刻把腐败行为视为一种可耻行为，但是，要做到这些，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那就是社会风气良好、社会崇尚高尚、社会存在一个正确的、有益于社会进步的社会价值观，就像我国解放初期那样，大多数人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甘愿为祖国的强大献青春、献才华。我个人认为，目前我们的社会状况离这样的条件还有一定的差距。
其次，要使官员对腐败行为有所畏，那就应该对官员们的行为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这样才能使官员不会再为腐败行为逃脱惩罚抱侥幸心理。那么怎样才能形成对官员进行有效监督的机制呢？关于这方面，我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宪政制度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平心而论，虽然资本主义民主宪政体制存在着腐败的献金政治，但总的来说，其吏治还是比较清明的，因此我们可以吸取其精华。我们知道，在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宪政体制的国家里，一般都有一个与执政党势力相当的反对党，反对党为了在今后的大选中赢得民众的支持，都是挖空心思找执政党在位官员的碴，不无中生有诬陷你就已经够对得住你了，所以，大多数在位官员的一言一行几乎都处在反对党势力的暗中监视中，再加上民众对官员腐败的痛恨，反对党与老百姓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反腐势力，这股力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远远大于某些腐败官员的腐败力量，官员的言行随时都有可能被千百双眼睛盯着，如果某个官员腐败，也许他还在腐败途中就被曝光了，这样腐败的官员就很有可能出于舆论的压力而失去职位，所以，官员们在腐败之前就得掂量一下：他的腐败行为能否躲过群众的眼睛，如果他因为腐败行为而丢失官位是否值得，这样就会使绝大多数官员对腐败产生畏惧，一有腐败的念头就会想到由此带来的风险，因而不敢腐败。所以，反腐力量大于腐败力量是有效地预防官员腐败的前提。
一般来说，反腐的治标措施与治本措施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法律对腐败的惩处，即使有强有力的有效监督机制也会使反腐的效果大打折扣，反之缺少强有力的有效监督机制，反腐就会变成治表不治里，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腐败蔓延的趋势。目前，我们国家反腐的症结主要在于缺少强有力的有效监督机制，而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就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力量，但我们现有的社会体制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社会主义民主力量的发挥，所以，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首先必须对现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
五、 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分析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同，很有可能伤及政体本身，其蕴含的政治风险巨大，所以只有在内外部条件十分成熟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取得成功，否则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目前，尽管我们国家存在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但我个人认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还不十分成熟，需要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所必备的条件。
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国人不顾我们当前的国情，把迟迟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责任全部推给我们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既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公平的，我认为，就当时及目前的政治环境来说，我们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干得相当不错了，就拿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来说吧，当时中国在他们的领导下主要取得了以下几大成就：第一，中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每年经济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目前我们国家之所以具有今天这样的经济实力，与那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是分不开的；第二，香港、澳门顺利回到祖国的怀抱，一洗百年之耻；第三，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了世界经济大家庭中的一员，尽管现在一时半会还看不出它的效果，但是它无疑将对我们今后的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第四，社会主义民主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我们知道民主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言论自由，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在网上畅所欲言，应该说与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民主进程的推动是分不开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帅的江泽民主席在这件事上展现了一位伟大政治家的博大胸怀，我们知道互联网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当时有些网民为了吸引众人的眼球，捏造了不少有损江核心形象的谣言，由于当时网络刚得到发展，以江核心所处的地位，要避免谣言的进一步蔓延无疑轻而易举，但这肯定会对刚刚有点起色的中国民主进程产生消极影响，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这种为了推动中国民主进程而甘愿承受世人诽谤的胸襟，非伟大的政治家不能有也，同时我也奉劝那些喜欢捕风捉影的网民好好珍惜现在良好的网络环境，发表一点负责任的言论。除此以外，我认为目前国内有些人对江核心误解最深的莫过于认为他在处理南海撞机事件和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事件中表现出软弱，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如果他当时表现强硬会是什么样，就拿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这件事来说吧（撞机事件也如出一辙），尽管美国的总统克林顿一再声明炸使馆是误炸，我们也知道他在说谎，但是我们表现强硬又能怎样呢？像美国佬那样隔上千里把他们在南联盟的使馆也炸了？估计我们当时还没有这个水平，把他们在北京的使馆给炸了或者是杀几个美国人解解恨？但是我们在美国也有使馆，我们也有公民在美国，现在估且不管这么多，假设我们当时成功通过某种方式出了这口恶气，我相信不管美国人遭受多大的损失，他们也不敢像教训塔利班那样发动对中国本土的战争，因为这样将意味着核战争的来临，但是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领袖，它可以倡导全世界对我们进行经济制裁（从过去几年的情况来看，好像世界上其他国家非常乐意响应美国的这种号召）。大家知道，由于国内需求不足，为了发展经济，我们政府一直实行的是以出口型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弊端是我们的经济命脉在某种程度上操控在人家手里，所以从现在起，我们政府应尽早实现经济转型），如果，当时美国发动国际社会对我们进行经济制裁，那么我们的经济发展会受到什么影响呢？我想，大家只要看看目前美国所引发的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就可以推知当时如果国际社会发起对我国的全面经济制裁会是什么后果了，一旦我们的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我想谁也不会怀疑最终受害的是广大老百姓，所以，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如果江核心当时表现强硬，那么他就会在全国人民心中树起强硬领导人的形象，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特别是愤青们的拥戴，赢得的是个人声誉，得到的是个人利益，但由此引来的却是经济发展的严重倒退，受害的是广大老百姓，损害的是国家利益；而他当时表现出来的“软弱”，损的是他个人声誉，受伤害的仅是他的个人利益，而保的是国家利益，避免的是国民经济严重倒退和中国老百姓的苦难。这么简单的道理能我们都知道，我相信当时江核心作出决策的时候，自然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如果不是对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前途极端负责任的政治领袖是不会作出这样决策的，应该说，在我们国家这个最好的发展时期，有这样的为了保全国家利益而不惜损害自己个人利益的领袖是我们国家的幸运，也是我们民族的幸运。也许会有人问：为什么俄罗斯对外表现强硬没事，而我们就不能表现强硬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你得看看人家出口的什么，而我们出口的又是什么，人家只要在严冬季节停止对欧洲输送天然气，整个欧洲城市就会变成一个大冰窖，而我们的出口产品呢？那些服装、鞋子和玩具哪个国家不能生产，所以人家有对外强硬的条件，而我们缺少的恰恰就是人家那样的条件，这也就是我们目前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韬光养晦的原因。至于说到目前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我想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去年抗震救灾的胜利，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主办以及领导我国人民正确应对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都无不显示了这届中央领导集体高超领导能力。
综上所述，我认为，如果政治体制改革条件成熟的话，凭着我们第三、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杰出领导能力和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心，是绝对不会错失政治体制改革时机的，因为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他们建立彪炳史册丰功伟绩的绝好机会。众所周知，上世纪八十年代，小平同志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运动，不仅其推行的高考政策解放了大批人（像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高考得益者，都在内心深处对他老人家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如果他老人家当时晚出来三年的话，我这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农家子弟也许能初中都上不了），而且他的经济改革使几亿中国农民告别了忍饥挨饿的时代，从而不但使他老人家在民间赢得了巨大威望，也使其在中国的历史上抹下了浓浓的一笔。成功的经济改革尚且如此，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与经济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更大，更深远。那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前提条件呢？我个人认为，成熟的政治体制改革条件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两个前提：
首先，改革的领袖自身必须具备摆平来自方方面面改革阻力的政治威望。古往今来，任何改革都会遇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巨大阻力，能否清除这些阻力直接决定了改革的成败。当年小平同志凭借其多年来在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建立的巨大威望消除了那些改革阻力，从而为后来的经济改革铺平了道路，可以预料，我们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只会比小平同志当年遇到的阻力大而不会小，作为改革的领袖和最高决策者，如果缺少足够的政治威望，是很难消除那些巨大的改革阻力的，所以，对于每一个有志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领袖来说，一方面，需要他不断积累自己的政治威望，另一方面，也需要全国人民来共同维护他的威望，可以说，具备足够的政治威望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必备的前提。
其次，最高决策层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改革思路，也就是说事先就得想好怎么改，这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具备的第二个前提。经济改革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改革万一失败，可以重新再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所以绝对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有一盏照亮改革前进方向的指路明灯，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毛泽东同志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理论指导，而我国历史上许多政治改革(如北宋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改革家们对当时中国国情缺少深刻了解的缘故。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一个世界级的政治难题，那就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最符合中国的国情？现在国内有一大批知识精英非常向往美式民主，我个人也认为美国当前的政治体制对美国社会是比较适合，但是，美式的民主宪政体制确实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我在下一篇文章中会详细论述这个问题），大量事实证明，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别人许多好的经验一旦用到我们国家就走样，结果往往是人家的成功经验变成了我们的深刻教训。大家都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在朱总理倡导下进行了房改、医改和教改，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与当初改革的初衷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可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初这三个领域确实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而我们所用的改革方法也是在别的国家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为什么用到我们国家就不能达到人家那样的效果呢?我认为这主要是我们的国情有别于人家的缘故，所以，如果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不顾我们的国情而盲目照搬人家的模式，那么可以肯定，其给我们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发展所造成的伤害将是无法估量的。
我个人认为，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弄清楚我们改革的目的，而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保证我们的国家不会因为改革变质，也就是说改革后的政治体制还应该是中国**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改革后的政治体制中应该完全保留现有体制中的精华，不能改掉了现有体制中的优点，而保留了现有体制中的缺点；其次，改革后的政治体制应该可以完全吸取资本主义民主宪政体制中的充分利用民主的力量，建立强有力的有效监督官员机制的精华，但却可以扬弃资本主义民主宪政体制中的腐败献金政治糟粕。总之，一句话，改革应该是越改越好，而不是越改越糟。要实行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目前现实中根本没有现成的样板体制可找，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改革的两个保障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所以改革的智囊团中必须要有人能够解开这个死结，这就要求改革的决策层和智囊团里至少要有几个国士型人才，这些人才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素质：首先，他们应该具有国际眼光、宽阔的视野，能够高瞻远瞩，对人性有充分的认识，能够根据社会的发展规律准确地把握事物发展方向；其次，他们必须对我们的国情和传统文化有深刻透彻的认识，对阻碍中国当前发展的症结有着一般人所没有的洞察力，能够准确地预测改革后每一项措施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并能对改革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具有较好的解决办法，遇到目前别人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有独特的解决办法；最后，他们必须具有足够的知识和创新思维，胸藏韬略，腹有良谋，遇到问题不是鲁莽行事而是化危机于无形中。因此，找到如上所述的人才也成了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必备的条件。
然而，尽管现有的人才选拔机制为我们党和国家选拔了大量的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但是，无可否认，在现实中，有些十分杰出的人才，由于其与众不同的某些个性和特征，很难在现有的人才选拔机制中脱颖而出，如果按照常规人才的选拔渠道来选拔，他们也许能第一轮都进不了，万一运气不好，再碰上几个嫉贤妒能之辈，那么他们极有可能仅仅在土里冒点芽还没有长出地面就被扼杀了，但是，这些人才又是我们国家走向强大所必不可少的，所以，为了早日找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急需的人才，我个人认为，党和国家除了需要完善现有的人才选拔机制外，还有必要进一步拓宽我们的人才选拔渠道，设法创造一个让杰出人才良好成长的环境。
古人云：干非常之事必非常之人，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风险性，除了需要有雄才大略、政治威望崇高、有志于政治改革的政治领袖外，还需要具有创新思维并对中国国情具有深刻了解的杰出人才，这样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否则，不但改革者的万丈雄心和满腔的报国热情只能成就一个改革的悲剧英雄，而且改革失败所造成的烂摊子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
结 束 语
总的来说，腐败是从古到今每个时代、每个国家和每个社会都存在的问题，只是严重的程度不同而已，如何有效地防治腐败也是人们一直在不断探索的话题，古往今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利用严刑酷法来防治腐败，往往只能起到治标的作用，而要做到标本根治还必须从人性方面着手。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本人认为，既然腐败源于人们自私的本性，那么要做到有效地防治腐败，也必须充分利用人们自私的本性，具体来说，就是要增强监督的力量，只有在反腐的力量大于腐败力量的前提下，腐败的蔓延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所以，面对我们今天社会上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我们只有进一步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达到反腐的理想效果，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民主宪政体制中不少防治腐败的思想值得我们借鉴，但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毕竟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宪政体制，因此如何有效地吸收资本主义民主宪政体制中的精华，需要我们党和政府的改革家们打破思想上的桎梏，拓宽现有的选拔人才渠道，选拔和重用对中国国情具有深刻了解并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这样体制改革才能取得成功，否则我们的改革就只有重复我们历史上的同一个教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能否找到改革所需的人才成了我们能否进行成功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也成了我们最终能否找到一条有效防治腐败途径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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