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应对“自愿减排”挑战

崔巍/漫画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已经落幕，其结果并无意外，寥寥12项宣言式的条款，再加上两页附件，这就是近20天里193个国家和地区代表谈判的所有成果，对此最为失望的莫过于东道主了，没有实质性成果，哥本哈根这个城市就不会像京都一样载入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史册，只能成为匆匆的历史过客。
　　但人类不能做地球的匆匆过客，如《哥本哈根协议》中第一条所言，气候变化是人类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气候变化已经完成了从科学问题向政治经济问题的转变。可以预测，在未来五十年里，气候变化及其应对将始终贯穿全球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直至我们最终予以彻底解决。现在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办？
　　在本轮气候谈判无果的影响下，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在哥本哈根会议后将选择“先易后难”的发展路径，目前最难解决的问题便是确定各国的减排规模和结构，在短期内显然无法就此实现突破，只能维持现状。笔者认为，就当前形式来看，中国处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军中，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总体上挑战大于机遇。
　　就气候变化本身而言，中国实际上是深受其害，各地的气象环境灾难频频发生，而海平面上升也对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造成威胁，如不尽快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减排和逆转气温上升的趋势，经济发展恐将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就减排规模而言，中国坚守了“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并承诺了自愿减排的幅度，但如果国际社会无法就发达国家的减排达成强制性框架，那么国内的减排既付出了成本，又没有达到国际比照的效果，也无法形成对气候变化进程的有效干预，其政策效果将大打折扣。
　　就减排机制而言，如果《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清洁发展机制”不再继续，而是转向技术交易，那将极大打击中国众多减排项目的积极性，增大实现国内既定减排目标的难度，并增加国内减排的成本。
　　就产品和服务的排放标准而言，无论是在程序还是在标准上，大部分企业都尚未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在国际自由贸易的原则下，我们承接了大量的高排放生产行业，它们很难适应欧美发达国家针对其本国产业制定的排放标准，这将是未来出口产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就低碳经济发展而言，新能源产业可以从国家的自愿减排目标中获益，但却将在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在各国政策的挤压下，其利润空间将逐步缩小，与此同时，在外来技术大举涌入的情况下，能效产业将重复传统产业的发展路径，其产业链高端环节受制于外资，而本土企业则缺乏低碳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从事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
　　当然，中国也并非不能在未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发挥作用并采取对策。首先，中国是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间进行技术以及资金转移的中间桥梁，尤其是在技术转移上，中国的作用不可或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状况、技术水平较为类似。作为减排大国，中国不仅自身拥有一批值得推广的减排技术，还可以在消化吸收发达国家技术研发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发展出适应本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需要的减排技术，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共同推进技术转移进程。因此，可以中国为核心开展技术和资金的南北合作、南南合作，扩大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进程中的影响力。
　　其次，应尽快在国内建立完整的碳税和碳交易制度，并通过补贴将碳税和碳交易费在最大程度上返还给生产和消费领域，这一方面可以提高碳的生产效率，调节生产和消费，并降低应对气候变化给生产和消费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则可以加速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形成，以便我们在国际贸易出现可能的大规模“碳壁垒”之前做好相应准备。
　　最后，应完善低碳经济的培育和发展机制，通过教育、人才、技术和金融等方面的发展，提高本土企业在低碳经济上的竞争力，其重点在于通过政策扩大本国的低碳经济市场，只有当我们真正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庞大市场时，新能源以及能效产品等产业才可以获得长足的发展，从而夯实低碳经济的基础。
　　总的来说，哥本哈根后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进程将进入“去总量化”的自愿减排阶段，在减排机制上将出现新的发展趋势。中国既是排放大国，也是自愿减排大国，应当加强减排机制研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作者李志青 为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