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程久龙 广州报道

留守儿童的草样年华。

策划人语：始于上世纪末的流动人口迁移，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农村青壮劳力。受到体制性因素等的制约，他们的孩子被留在乡下，荒草一样生长，终于在本世纪初以成为社会问题的方式，提醒主流人群：在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转型的成本计算中，至少已经漏算了一代人的成长。

在充斥着各种数据、来自各个层面的留守儿童调查报告中，多是简单的问卷与局部扫描，全面而严谨的研究付之阙如。在媒体已有的报道中，极端的负面个案与戴红花的榜样少年让想要理性认清问题现状的人们，需要付出格外的努力，在主流人群对边缘故事的讲述方式中进行信息的甄别与还原。


一声炸雷过后，遮阳水泥板突然整体垮塌，部分居民瞬间被埋进废墟……


这一转型路上的衍生问题，其解决之道本质上取决于更根本的制度变迁。一个阶层的上升通道如果因为太多“结石”而产生梗堵，痛感迟早要传递出来被社会的每个部分感知。

在深入采访的过程中，记者们不仅惊讶于留守孩儿的现状，同样惊讶于这一群体背后更为广大的整个农村儿童教育的困境甚至农村发展的困境。农民的确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的自由，在贫穷的阴影与制度的夹缝之下，这种自由的质量体现在哪里？此时我们才醒悟，“留守”与“非留守”的区别如此脆弱。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这是时代的流行歌手献给农民工父母的歌。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新农村建设”未来可以预见的成就，将让他们走，还是让他们留？——刘 阳

内文导读：

交腊村的孩子

杨芝艳是交腊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爸爸很早就离开人世。她两岁的时候，妈妈改嫁了，现在她和哥哥住在一起。“我看到别的孩子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感到很伤心。有时候我在家觉得害怕，就和隔壁家的女孩一起睡，有时候还梦见我哥哥，还有我的同学。”

女法官写出的160封信

该院副院长余其兴对记者说，“留守孩”问题应该纳入社会的综合治理，现在他们走的是两条线，一条是司法系统的，包括公检法司，另一条是社会的，包括工青妇，关工委、街道社区等等。而司法系统内部因为涉及财力、人力反而不好弄，比如少年犯和成年犯关押在一起容易“交叉感染”，我们提出分押，但没钱解决不了。我们的询问、起诉，都需要懂得少年犯罪心理方面的专家，但我们的人才还不够。

谭海美在城市，谭海美在乡村

2005年前后，她的经历像是一场梦。之前，她在城市的垃圾堆上艰难求生，在巢湖边上的小山村里寂寞读书；之后，她成了全国留守儿童的楷模，在人民大会堂发言，被电视台、报纸不停地采访。爷爷给她取的名字叫谭海美，意为“像大海一样美丽”。在她艰难的生存故事背后，确实有着美丽的品格，但社会的苦难与功利也在其中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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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五年级最坚强的同学

“想到我父亲63岁了还出去打工，我就想哭，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我只有努力学习，自己种菜，自己种地，姐姐来了我们俩就一起去种，不来我就一个人去种。以后我要好好读书，找一份好的工作，妈妈53岁了，我担心没有钱去上学，爸爸老了，我怕他不能支持我去上学。”金贵说，“如果父亲不打工，我准备自己先借钱，放假的时候去打一次工，挣钱了再还。听说搞完普九，初中收费就会提高，将会达到300元，现在是250元左右。”

遥远的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我恨你们，你们一走就是两年，一回来把我打一顿，走时候扔点钱。我学习不好的时候你们在哪？我生病的时候你们在哪？有人欺负我的时候你们在哪？有人打我的时候……我恨你们寄回来的钱，你们出去挣钱，把我变成孤儿、野种，叫我被人打，有爹妈没爹妈一个样，不如靠我自己。爸，妈，我跟没人管的仙人掌一样，混身长满刺，长的难看，扎人！”

政府能做些什么——以江西全南为例

“‘留守儿童’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叶敬忠说。

转型路上的衍生问题——访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陆士桢

“留守儿童问题是社会转型和发展中的衍生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需要很多方面配套发展，但是只要留守儿童群体减少或者发生问题的机率下降，不构成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留守儿童的问题就不成为问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独立解决是可能的，可以有很多方法缓解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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