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明太祖朱元璋一样,雍正也是一个极其喜欢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皇帝。但二人发动群众运动的最终目的则截然相反:朱元璋用群众运动整顿胥吏,试图重振儒家士大夫们的尊严;雍正的群众运动,却从一开始就直奔着彻底摧毁儒家士大夫们的尊严而去。所以,在朱元璋身后,明帝国日渐形成了完善的士大夫内阁体制,而雍正却仅仅给后人留下了一大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密折……
一
雍正六年四月初三,陕西三原县棉花贩子秦泰骑马路过河南府孟津县。在宋家山地界,装有170余两白银的包裹不慎掉落,秦泰一路风尘,满身疲惫,许是在马背上打了个盹儿,居然没有觉察。 刘姥姥进大观园后,对着贾府耗费了20多两银子的“螃蟹宴”曾有过这样的感叹:“这顿饭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如此也就不难理解秦泰在170两银子丢失之后的惊慌失措。他找到当地地保备了案,忍痛出了一张承诺“均分银两”的告示,并在第二天贴满了附近乡镇的大小角落。 秦泰并不知道,就在他满大街贴告示的同时,孟津县一个叫做翟世有的老贫农,正抱着他那170两银子的包裹,傻乎乎地蹲在宋家山的官道上等他往回找,而且一直等到天黑。他更不会想到,告示贴出来的第二天,就在他几乎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翟世有那张带着些许木讷的脸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把那包沉甸甸的银子塞回到他手中,而且拒绝接受任何酬谢。 从惊愕中回过神来的秦泰跪下给翟世有叩了几个响头,说:“从今以后,您就是我干爹。” 两个多月以后,木讷的翟世有在他逼仄的破房子里接受了朝廷的采访。谈及拾金不昧的动力,受惊不小的翟世有颤抖着说:“我家老婆子,当初只丢了300文钱就差点儿因为焦急死掉。” 朝廷的采访缘于河东总督田文镜的一道折子。当雍正皇帝借着摇曳飘忽的烛光在田折里读到有关翟世有的汇报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种巨大的满足感瞬间充溢胸间。在那道长达1200余字的《世宗宪皇帝恩赏义民翟世有顶戴银两谕》中,雍正皇帝将这场乡野间的拾金不昧上升到了最极端的理论高度。他大发感慨地说,孟津翟世有这件事情,充分说明朕这些年来尽心竭力、耗尽心神的教化工作,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决定性、战略性的胜利,“乃风俗转移之明证,国家实在之祥瑞”,并大力称赞田文镜这些年在河南“奖劝”民风功不可没。 皇帝明确要求把这道谕旨发到京里、京外所有地方官员们手里,组织官员们认真学习,领会圣谕精神,并畅谈心得体会。皇帝说,像翟世有这样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农民,都知道戒贪知足、拾金不昧,你们这些官员们个个饱读诗书,却居然还营私舞弊、贪污腐败,难道不觉得羞愧吗?最后,皇帝决定恩赐翟世有七品顶戴,赏白银100两。责成河南府将翟世有的事迹刻成石碑,立在拾金之处。 一场“向翟世有同志学习”的全国性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譬如这年七月,田文镜再次上奏雍正说,河南地方有卖面贫人陈怀金,捡到江南羊客王盛银二十四两八钱,全数送还,而且分文酬谢不取。皇帝御批表彰说:“细民美行叠见豫省,诚所谓瑞事也。另旨谕部。” 雍正七年九月,署理直隶天津总兵官管承泽上奏说,当地文安县居民卢尚义的妻子梁氏,也拾得银子六两五钱,主动无偿交还给了失主。雍正特地谕旨内阁,命赏赐梁氏大米、布帛,还额外为其题写匾额,以表彰她的“良淑”。 雍正八年五月,山西巡抚石麟也有折子上奏,报告说山西朔平府百姓赵亨清拾银九两一钱,主动交还。 一直到雍正十三年四月,直隶总督李卫还有类似的折子上奏。李卫说,当地万全县军站的马夫刘金贵、天津守城门的大兵萧同泰,还有鸡泽县妇女王高氏全都拾金不昧,无偿送还原主。 雍正也仍然兴致盎然,继续批示:“以匹夫匹妇之愚,而能轻财尚义,慕善乐施,允属难得。于斯足征风俗向淳之渐,览奏朕怀曷胜愉悦。”—这些没文化、愚蠢的匹夫、匹妇们都懂得轻财尚义,慕善乐施了,可见朕登基以来整顿天下风俗的成就很不一般,看到这样的奏折,朕非常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