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久战》：抗战的最高战略方针

李克勤（jixuie）题记：《论持久战》是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后经毛泽东修改后，正式出版。国民党桂系的高级将领，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得知这本著作的基本精神后，用“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加以概括，并向蒋介石推荐，蒋也十分赞赏，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程思远先生是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秘书，他在1983年出版的《政坛回忆》里，两次郑重谈过这个事情。今天，我们再一次认真的，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回顾那段历史，对于我们维护历史的真实，维护中华民族的全局利益，是十分必要的。

毛主席在延安窑洞里撰写《论持久战》
一、《论持久战》写作的时代背景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并随之建立了伪“满州国”。日本不断地向中国华北进犯。一直到1937年7月7日，爆发了芦沟桥事变，中国全民族的抗战正式开始。

早在1936年7月，抗日战争还没有全面开始时，毛泽东就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过：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他还向斯诺谈到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

1937年，抗日战争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又说过，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但是，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系统的理论观点，毛泽东此时还没有形成。
　　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抗日战争打了4个月后，11月，太原失守。这一重要事件，对于蒋介石，对于毛泽东，震动都很大。蒋介石受震动之余，是情绪消沉；而毛泽东受震动之余，形成了一个基本认识：国民党正面战场是靠不住的，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持久战。中日战争是持久战，但不是仅仅依靠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造成持久，而是依靠领导敌后人民实行全面抗战造成的持久。必须深入到敌后去，领导这场持久战。这是领导持久战的开始，也是认识持久战规律的开始。此后指挥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实践，使毛泽东初步摸到了持久抗战的规律，也证明了持久抗战的可行性。
　　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军原打算速战速胜，三个月灭亡中国，但他们没有料到，八路军会深入到敌后去牵制他们，也没有料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也对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国民党前线官兵英勇作战，付出了巨大牺牲。国民党军的节节抵抗，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使中日战争在客观上成了长期的持久战。但是，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采取硬打硬拼的单纯防御战来对付日军，结果作战十分不利，一败再败，日军先后占领了上海、南京。
　　此时，毛泽东把目光投向全国，开始注意正面战场的局势，开始考虑全国的抗战全局问题。他通过对日军在进攻中已经在许多地方与国民党军队呈相互攻防状态这些基本事实，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战争，也进一步发现了持久抗战的规律。
　　毛泽东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正面战场的抗战，也肯定是长期的、持久的。基于这一认识，他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一个全面战略部署的完整方案，建议国民党采纳。总的方针是：在敌深入进攻时，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的困难，减少自己的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抗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蒋介石收到毛泽东的建议后，费尽心思，猜疑起来。一方面，他是军事行家，从军事角度考虑，他感到毛泽东的建议高明，与日本人打仗，确实应该这样。另一方面，他又想到，毛泽东同自己打了十多年的仗，怎么会有好心提醒自己呢？几经犹豫，蒋介石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建议。这使蒋介石失去了在黄河以北地区展开兵力，与敌互有攻防，从而对日军进行持久抗战的机会。日军一路南下，攻占了中国大半的领土。但是，国民党军队毕竟数量多，又陆续将主力撤至西南，而西南地区山多路险，易守难攻，日军打下武汉后，再也难以组织起有力的攻势去攻打中国的西南地区了。日军在短时间内不可能灭亡中国，已经成为现实，这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中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的预见的准确性，同时也证明了正面战场也必定是持久战。
　　毛泽东见蒋介石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便不再对蒋介石抱多大的希望，他坚定了以我为主、以领导的武装力量为主，再进一步深入敌后，建立战略支点，创造全面抗战、持久抗战局面的决心。
　　1938年2月下旬，毛泽东决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新形势下八路军新的战略方针。会前，毛泽东心中已经有了成熟的想法。这就是：在武汉、徐州等地一旦也失守的情况下，为了坚持持久抗战，八路军应该有足以影响全国抗日全局的动作。这个动作实质上就是：敌进我进，即在日军向我南部大举进攻的时候，我八路军也向敌后开进，在敌后建立更多的能够独立作战的抗日根据地，形成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一方针。

这以后，毛泽东的这一方针虽然有具体的调整，但基本思路没有变。敌进我进，使我军在日军向南大举进攻的时候，开入敌后，在敌后展开，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不仅立住了脚，牵制了日军，支持了全国的持久抗战，而且为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奠定了基础，也使毛泽东进一步摸索到了持久抗战的规律。
　　1938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徐州失守，意味着中日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的下一步行动有两种可能：一是主力转向华北，专门去消灭领导的武装力量；一是继续向南进攻，打武汉、广州。对日军动向的准确判断，是确定我党战略方针的基础。同时，到徐州失守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十个月，各种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可以认识到其规律性的东西了。毛泽东开始集中一段时间，静下心来分析时局的变化。
　　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回忆，那段时间，毛泽东白天在院子里踱步，常常因深入思索某个问题而忘记了其他。晚上，毛泽东阅读各方面的来电，研究全国的军事局势，彻夜不眠。
　　通过对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情况和国民党正面战场情况的分析，毛泽东开始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全国持久抗战的思路，这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要广泛发展；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要保存主力。中国能够保存和发展军事力量，是持久抗战的根本。

日军占领了一批大城市和中国北部大部分领土后，国内对抗日战争的不同看法就出现了。这些论调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亡国论”，这种论调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和日本人打仗，必然失败。还有一类是“速胜论”，持这种论调者幻想依靠国际援助来打败日本。他们认为，国际形势一定会发生变化，外国会援助中国的，中国可以在三个月内打败日本人。内也有人认为，日本人不值得一打，我们很快就会打败日本人。上述两种论调，在国内流传很广，影响着抗日大局和人们的情绪。
　　毛泽东明白，这些论调是错误的，危害是很大的，他决心要驳斥这些论调。但是，马上驳斥这些论调，还有困难，一是他太忙了，抽不出时间认真地研究问题，而要有理有据地批驳这些不利于抗战的论调，是要下一番功夫的。二是他此刻的理论准备还不足，特别是对于现代军事理论，他要认真地钻研一番才能把道理讲透。三是光是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还不行，现在需要的是正面地系统地阐述正确的道理，同时批判上述错误论调，而对此，他还没有充分的准备。
　　怎样克服这些困难，认真地回答抗战以来的重大问题呢？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吸收中央一些领导人、中央一些重要理论干部和军事干部参加，大家共同读书，共同研究问题，以便互相启发，集思广益，最后形成系统的正确的理论。
　　在毛泽东提议下，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很快就成立了。研究会专门研究当时国内外的大事和抗日战争的重大战略问题，以研究全局、讨论战争的战略为主要形式，以期形成正确的战略认识。这个研究会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很是活跃了一个时期。参加者学习、讨论都十分认真，不同看法都可以提出来讨论。有时对某种认识一直讨论到深夜，大家肚子饿了，就在毛泽东的住处弄点吃的，吃完了继续讨论。
　　一段时间的学习讨论后，毛泽东感到的军事干部实战经验是很丰富的，但在军事理论方面有欠缺，特别是对外国的军事理论，知道的人还是很少的。
　　毛泽东就坦诚地承认，自己对中国古代战争有一点研究，在过去的实战中积累了一定的指导战争的经验，但对于外国军事理论知道得不多。毛泽东特别提到，对外国最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自己知道得很少，而要回答抗日战争中的重大问题，光是有军事斗争经验还不行，还必须有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特别是对《战争论》要研究透。
　　为了尽快补足军事理论知识，毛泽东又发起组织了一个《战争论》研究小组，请在中央工作的军事干部和读过这本书的人、中央一些理论工作者，和自己一起来研读这部书。
　　毛泽东感到，光是组织上述两个学习研究组织还不够，最关键的，还是自己独立地进一步研究理论。因此，当时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挤时间拼命地读书，研究理论，并把重点放在了哲学上。他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十个月时间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除了读马列主义的原著外，他还读了国内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毛泽东读了不止一遍，还写下了约三千字的辑录。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读完了，读后感到“颇为新鲜”。毛泽东不光是读书，还特别关注新闻时事，送给他的报纸、杂志，他都认真地读。
　　经过组织小组共同学习研究，经过自己的刻苦学习，毛泽东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在此基础上，他决心动笔写作《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全局进行深入分析论证，同时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
　　毛泽东动笔写作时目的就十分明确：要对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性质加以系统论述。但一开始还没有《论持久战》的书名，也不是一次写成的。毛泽东当时主要是针对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大家提出的问题，感到有必要系统地回答，因此便动笔写作了。他在写作过程中，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分析，一层层地剖析，逐步深入，最后竟然积累起数万字的一部著作，这就是《论持久战》。
　　毛泽东在写作过程中，是十分辛苦的。他白天工作非常紧张，要对八路军的战略行动进行及时分析和正确指导，对边区建设中的各种重大问题拿出解决方案，还要起草电报，读书读报，研究问题。只有到了深夜，他才能坐下来点着油灯写作。好在当时毛泽东的身体非常好。他自己说过：我习惯晚上写作，“晚上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时候。”笔者曾经参观过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地方，那是一间很小的屋子，即使是白天，里边光线也很暗，屋子里放着一个不大的旧式木桌，一把旧椅子，桌子上有一盏小油灯，有一支毛笔。毛泽东就是在这间小屋子里，用这支毛笔写下了指导抗日战争的雄文《论持久战》。

二、毛主席为了全民族利益，呕心沥血8天8夜写成《论持久战》

1938年5月上旬，时节已进入初夏，但延安的窑洞里依然凉气逼人。毛泽东挥动着毛笔，在粗糙的土草纸上，写作《论持久战》。从写作开始，他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就叫警卫员打盆水洗洗脸，清醒—下脑子。或者在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靠在椅子上养一会儿神，稍事休息，又继续伏案疾书。
　　到了第7天晚上，毛泽东还在继续写作。深夜，在窑洞里还冻脚。
　　警卫员翟作军就弄来一盆炭火放到毛泽东脚边取暖。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呼唤道：“警卫员，来—下！”翟作军走过来一看，毛泽东正在弯腰脱棉鞋，两只鞋上还在冒着青烟，散发着焦糊味。原来毛泽东的棉鞋烤着了。小翟帮主席脱了烧着的棉鞋，发现毛泽东右脚的棉鞋连帮带底都烧没了，袜子也烧了一个窟窿，左脚那只鞋上的补丁处烧了一个洞。棉花也露了出来。这时，警卫员只好把主席的草鞋找出来让他换上。
　　翌日，毛泽东突然病了，头疼，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警卫员赶忙叫来跟随毛泽东长征过来的傅连璋医生。傅医生看了看，诊了脉，然后说，没有别的病，是累病的。他给毛泽东开了药，劝毛泽东一定要休息。
　　毛泽东吃了药，总算休息了一天，可是没等病全好，就又坐到桌前，一手撑着头，一手拿笔又写了起来。
　　经过8天9夜的呕心沥血，书的初稿终于写成了。这时，毛泽东的脸上才露出轻松的微笑。
　　《论持久战》的初稿写完了，工作人员心想，毛泽东该休息几天了吧!不料，他接着又投入了紧张的修改。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抄一遍，自己改一遍；改好一遍，又让工作人员再抄。反反复复不分昼夜地斟酌修改了7遍，才最后定稿。
　　他不仅对《论持久战》文稿进行反复修改，而且还非常注意文稿付印的校对。有天半夜里，毛泽东叫警卫员把一大卷用报纸卷着的稿子送到延河清凉山的解放社去。过了两三天，当出版社将第一和第二部分清样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立即作了校对，并写信给出版社的同志：“第一、二部分都校了，唯有第三部分未校，请将第三部分再送来看一次。”同时，又叮嘱出版社的同志：“请对第一、二部分作最后的校对，勿使有错。”
　　新华印刷馆的同志终于给毛泽东送来一摞新书，毛泽东拿着自己的新作，叫警卫员立即把书分别送给各位中央领导，请他们再提意见，再修改。
　　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六如同志，看到了毛泽东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写作和修改《论持久战》的全过程，非常敬佩和感动。他对妻子王英兰说：“我真佩服毛主席，文章一改再改，一丝不苟。我想帮他又插不上手。”
　　《论持久战》在1938年7月1日《解放》第43、44期(合刊)发表后，党中央为了统一全体干部、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决定立即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论持久战》的单行本，并向国统区发行。1939年1月，中国出版社出版了校正本，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新华日报馆出版了铅印订正本。这说明，《论持久战》在《解放》周刊发表后，毛泽东还在不断地对该文进行校正和订正。

我们的毛主席为什么要近乎疯狂的写作《论持久战》？

他这是为了咱们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是为了他青年时期就有了的“救亡之志”！

这是今天我们要认真学习的！

我们要学习毛主席那种对中华民族命运的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所谓使命感，和责任感有所区别，责任感有外在的因素，使命感完全是自觉自愿对一种目标，一种理想的执着追求。

三、《论持久战》的主要内容

这是一部伟大的马列主义的经典军事理论著作，被誉为世界十大军事名著之一。《论持久战》写了二十一个问题，前九个问题为第一部分，主要是说明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后十二个问题为第二部分，主要是说明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着重论述了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战争的根本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制订了指导抗日战争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证明了其无比的正确性；它可用于指导反侵赂的现代局部战争，并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论持久战》，客观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和近一年来的战争进程，在对敌我双方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即敌强国我弱国、敌退步我进步、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以及这些矛盾的发展变化做了深入的分析后，对战局发展及其未来前途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的胜利是中国。中国能够速胜吗？答案：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同时，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三个阶段：即敌人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阶段；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阶段。并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分析判断，为人们全面清晰地描绘出战争发展全过程的完整蓝图，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念和争取胜利的信心。

四、《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军事文化国际化影响的标志
　　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的抗战也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

全国抗战开始后，白崇禧出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长期担任李宗仁幕僚的程思远在其《政坛回忆》两次谈到白崇禧对《论持久战》的推崇，他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做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这部著作是中国现代军事哲学著作影响世界学界的典范。大家知道，我们一般谈论中国军事著作在国际上的影响，总是会提《孙子兵法》，而对于现代军事著作则谈论不多，只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才有这样的资格。

《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当时是由周恩来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的。爱泼斯坦等参加了翻译工作。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并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在海外，这本小册子同样得到高度的评价。

据说，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论持久战》英文本，斯大林的案头上则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论持久战》的文稿。

一位外国记者这样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半轮廓。”

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史迪威将军只看了一遍《论持久战》，就认定这是一部 “绝妙的教科书”，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认定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他建议美国政府 “加快对华援助”，向中共提供有限数量的武器装备，一定会加快胜利的到来。

    抗战时任国际总书记兼管中国事务的是委米特洛夫，仔细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毛泽东精辟的分析、科学的诊断拍手叫绝，对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有了更进一步的认。委米特洛夫从中共代表团团长任弼时那里了解到：“毛泽东不会放弃，中国也绝不会放弃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对毛泽东更加由衷佩服。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向中共代表团表示：“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 并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高度赞扬：“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论持久战》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

    1938年7月6日，在中国抗战一周年前夕，苏共中央《真理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表有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使毛泽东在中国内的领袖地位得到确认。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论持久战》所揭示的中国抗战规律和英明预见，《论持久战》因之而名垂青史，成为了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经典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也赢得全球军界的认同。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十分佩服。他在《核子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写到：“关于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最好阐述，不见诸苏联的著作，而见诸中国的著作。”

    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菲利普•载维达曾写到：“图书馆里的书架，都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的游击战权威的书压弯了。”

    和《孙子兵法》一样，《论持久战》也被美国西点军校奉为了必读之书。

    《论持久战》的高明，连对手也为之折服。旧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佐山崎重三郎说：“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公开宣称：“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
　　一篇论文具有如此强大的说服力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论持久战》中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历史告诉我们，《论持久战》远远不只是一部军事著作，那也是一部经典的哲学著作，一部军事辩证法，加上近8年的抗战，这部著作的思想精华被作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指导方针，连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都真正研读，别说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了，我们在电影《地道战》里面看到高家庄的民兵在地道里学习《论持久战》的情景，那是普通老百姓的真实写照。

这不就是一种新文化的行程吗？

这就是毛泽东军事文化的形成。这是民族性的，进而必定得到世界性的承认。

五、历史的启示

20世纪以来，从文化上讲，中国影响世界的，或者说中国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文化人，是毛泽东，这种影响基本的原因在于他对于“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批驳，从而树立起他独特的军事辩证法理论，同时他又借此将人民战争理论进一步深化，进一步升华为中华民族抵抗外来民族侵略的理论，这毫无疑问是划时代的。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作出了中国不会灭亡，也不能速胜，只要经过艰苦、持久的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正确结论。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论持久战》是一部具有超前认识的创造性著作，它不仅在国内成为指导抗日战争的科学的军事理论，而且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在此我们提一下诗人卞之琳 （1910年－2000年），他是江苏海门人，曾用笔名季陵，祖籍江苏溧水，诗人（“汉园三诗人”之一）、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抗战期间在各地任教，曾是徐志摩的学生。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了很大贡献。

在烽火漫天的抗日战争年代，卞之琳被革命圣地延安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所吸引，于1938年暑假，在何其芳、沙汀的积极活动和联系下，兴致勃勃地一同前往那个令许多追求进步的人士包括文学青年向往的延安。同年8月底到达宝塔山下。
   
卞之琳等热血青年被安排随陈赓旅第七七二团在前方体验生活，当时正值全党全军乃至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热潮中，卞之琳有幸近距离切肤地感受了《论持久战》所呈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魅力。他强烈地感受到了火热的现实。后来，他发挥所长，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课讲学。这一段时间里，在战火纷飞、生死一瞬间的前线，他为毛泽东超凡的智慧和魄力所折服，也为中国领导的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豪迈的革命热情和斗志所感动。于是，诗情奔涌，于1939年11月20日，激情满怀地写下了题为“《论持久战》的著者”的诗歌，讴歌了毛泽东和其光辉著作《论持久战》：

    手在你用处真是无限，
    如何摆星罗棋布的战局？
    如何犬牙交错了拉锯？
    包围反包围如何打眼？
    下围棋的能手笔下生花，
    不，植根在每一个人心中。
    三阶段，后退，相持，反攻——
    你是顺从了，主宰了辩证法。
    如今手也到了新阶段，
    拿起锄头来捣翻棘刺，
    号召了，你自己也实行生产。
    最难忘你那“打出去”的手势，
    常用以指挥感情的洪流，
    协入一种必然的大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