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代日本农民很不“农民”中国人必定“农民”吗？

在当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农民”意味着：“目光短浅狭隘、主观主义、奴性与压迫性都强、缺乏团队精神”。其实，很多说别人“农民”的中国人，自己也挺“农民”的。包括本人，也难免有点儿，常在河边走，难免。然而，日本农民与大多数中国人，甚至大多数日本人相比，并不具备这些特点，甚至正好相反。

日本富士山由于尊敬的游客们几十年如一日散发的垃圾，已经生态恶化，而日本普通农村的山林却绝大多数保护得很好，相比之下，显示出了日本农民远大的眼界、负责而务实的态度、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当代中国的旅游业工作者都特喜欢“日本农民团”。一是因为“农民团”成员喜欢抱团行动，不容易走失，而且比较服从指挥，遵纪守法。二是因为“农民团”成员消费豪爽，购买旅游纪念品经常几十件，上百件批量购买。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一些送其他团员，一些带回去送乡亲们分享。”这都显示了日本农民根深蒂固的团队意识。

日本农民经常对政客、官僚、大亨们说“不”，对装备着飞机大炮的美军不满意，照样游行、示威，甚至挤走。这不算奴性了吧？压迫性也许有点，不过，普通农民在一定限度内压迫装备着飞机大炮的正规军，不见得一定不好。

为什么当代日本农民很不“农民”？中国人必定“农民”吗？以下，我们比较一下两国的史实，及相关参考资料，或许能有些启发。

一

1900年，日本政府为了促进农业发展，对抗商业资本对农业产品的榨取，在借鉴德国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合作社的法律——《产业组合法》，对信用、销售、采购各个方面进行立法规范，对合作组织予以扶持和鼓励。

1900年，中国慈禧太后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中国全面开展以贫穷不堪的小农、佃农以及走投无路的破产农民为主体的，轰轰烈烈的，“刀枪不入，扶清灭洋”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期间，各种违法犯罪事件不计其数。

二 　　

1932-1937年，日本政府先后颁布并执行了，旨在使全部农户加入“产业组合”的五年计划和三年计划，因此，二战前夕，全部农户基本都加入了产业组合。

1937年，中国华北爆发“七七事变”。中国抗日名将佟麟阁战死，国军一溃千里，日军大举入侵华北。据日军战史记录，当时华北农民对战争的漠然，令广大日军官兵感到惊诧。有个别好奇的华北农民向日军官兵询问：“你们是不是张作霖的部队？”　　

三

1947年，日本政府为了克服战争给农村造成的严重灾荒，促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民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颁布实施了《农业协同组合法》，强迫解散了带有封建残余的旧农会，组建新的农业协同组合。

1947年，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右派，仍坚持主张“维护个体小农、地主佃农的传统关系”。中国国民党右派每陈述一次自己的主张，就引得华夏“远古派”、“三皇五帝派”、“先秦派”复古人士们不约而同愤慨一次，因为他们都清楚：“个体小农”、“地主佃农”这两种生产关系，都很不传统，是华夏后世的病态现象。把病象说成传统，实乃大谬。

1947年，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仍坚持主张“打土豪、分田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947年，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国民党右派领导的国军，开始战略反攻。两年后，中国国民党右派带领其残兵，席圈着他们二十二年收集的金银财宝、古董首饰、外币、美女，移居台湾或国外，留下一个贫穷落后、满目创痍的中国大陆。

四

1960年，日本基层农协总数（包括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达到28896个，大部分农民加入了农协组织。

1956年，中国大陆绝大多数农村完成了高级合作化，每社平均200户左右。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中国大陆总农户99%以上，中国大陆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同时期，中国出现了“三风”问题：“共产风”、“浮夸风”
、“瞎指挥风”。1961年，毛主席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明确了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制止了“三风”，克服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五
　　

1972年，日本全国购买农协联合会和全国贩卖农协联合会合并，成立全国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　　

　1965年6月26日　，毛主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到1975年底，全中国有赤脚医生150多万人，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390多万人，中国大陆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的70%以上被分配到农村，中国大陆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都建立起了卫生院。中国大陆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先后有110多万人次下农村巡回医疗，巡回医疗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从1949年至1975年，全球人均寿命从47岁增长到59岁，增长了12岁；从1949年到1975年，中国人均寿命从35岁增长到65岁，增长了30岁。1966年以后，中国人均寿命在超过全球其它地区人均寿命之后，仍以超过全球其它地区2倍速度快速增长。其中增长最多的，是占人口比例最多的中国农民。这个惊人的寿命增长速度，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在15亿人口之前，就采取计划生育政策。难道长寿有罪吗？　　

1968年12月，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此后，中国1600万城市知识青年潮水般涌向广大农村。一方面、知识青年们锻炼了身体，理解了农民生产生活的艰辛，强化了实证科学研究所必须的实证精神。另一方面、中国农民三千年来的避塞、蒙昧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在知识青年们的帮助下，中国农民较妥善地利用了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资源：　　

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人口增长了一倍多，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倒从418斤增加到615斤。1966年至1976年，中国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了九倍，但绝大多数农产品仍是真正绿色有机食品。　　

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大陆小学在校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中学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836.5万人。其中受益最大的，是曾经长期缺乏教育资源的中国农民。　　

七十年代上半期，中国大陆农民有两个新兴趣。一是第三次农业革命实践。为了保障全国人民永远食用营养卫生食品，保障地球人类可持续发展，中国大陆农民正在各种专家的协助下，全面开展既不同传统农业，也不同西方石油农业的，可持续生态农业实践。为革命学习农业科技，为革命大办沼气，为革命以虫治虫，为革命以菌治虫，为革命实践农用抗菌素，……。二是集体工业生产尝试。人民公社在水利建设、春种秋收时间之外，普遍存在人力、物力盈余，在知识青年知识技术资源支援下，农民自然就进行工业尝试。而当时的国家政策鼓励人民公社进行自主工业尝试。那时的社办工业、队办工业，成为后来中国乡镇企业的萌芽。　　

七十年代上半期，中国大陆农民的业余爱好呈现多样化，有些农民业余制造小火箭，有些农民业余写诗，有些农民业余研究草药……。那时从事黄、赌、毒、偷、拐、骗活动，会被绝大多数中国大陆农民鄙视，甚至批斗，扭送**机关，那时的中国政府不用操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六
　　

1986年，日本基层农协开始改变原来的一户一个农协正式组合员名额的标准，导入复数正式成员的制度，使农家青年、妇女都可以作为农协正式成员参加农协的组织活动。

1984年，中国大陆农民在《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1984一号文件”）指引下，废除人民公社。

1985年，中国大陆绝大多数农村施行了“据说发展生产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七　　

2000年，日本全国47个县级农业联合会完成了与全国联合会的合并。日本人均寿命世界第一，其中“卫生健康的饮食”、“洁净的空气”、“洁净的水源”是重要原因。多年来与日本比赛长寿的是“迷你小国”——圣马力诺。圣马力诺起源于一个欧洲石匠公社，经过多年发展，“圣马力诺公社”已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目前有人口近3万，全民享受公费医疗及16年义务教育。圣马力诺烹饪天下闻名，以取料严格著称。　　

2000年，在“我们走在大道上”的甜美歌声中，中国官员们正在苦思冥想如何解决：“三农”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水土流失问题、旱灾水灾问题、地裂问题、地陷问题、荒漠化问题、沙漠化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废寝忘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中国人民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正万众一心，以血肉之躯，与各种毒害食品，进行着艰苦顽强的斗争，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及大无畏精神，可歌可泣，将永留青史！　　

（日本农会情况参见： 水月天行 《日本农业为什么“牛”？因为有农会》。）

　 　

参考资料一： “1974年全国生物防治协作会议”具体分工负责决定。

1、“以虫治虫”组由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和广东省农科院植保所负责;

2、“以菌治虫”组由湖北省农科院植保所和吉林省农科院植保所负责;

3、“农用抗菌素”组由中国农林科学院原子能所和浙江省农科院植保负责。

生物防治作业很多是大面积作业，例如，使用赤眼蜂治虫时，需要搞好害虫的预测预报，使放蜂时间与玉米螟产卵盛期相吻合。废除人民公社以后，绝大多数农民个体户、乡政府都没足够资源支持这种作业，造成有技术，没使用技术的主体。据中科院生态所做测定，喷洒的病毒制剂中，真正能对害虫起作用的只占1％，65％流失在空气和土壤当中，34％被作物吸收了，即99％都白白浪费了。废除人民公社是目前食品高毒残留的根本原因。现在中国市面上的大多数食品，在欧美是禁止进口的毒害食品，运到欧美会被罚款，在欧美就地处理需要交纳“垃圾处理费”。这跟“毛主席时代”的绝大多数食品——真正绿色食品，怎么比“产值”？

　 　

参考资料二：文革后期提出“为革命大办沼气”的原因。　　

沼气主要成分是甲烷，把甲烷变成能源。有利：

1、获得很多可再生能源。

2、进一步改进人类卫生条件。

3、有助改变地表变暖。

沼气主要成分是甲烷，甲烷产生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30倍。1975年以来，地球表面平均温度上升了0.9华氏度。最近三十多年来，持续增加的，不是二氧化碳排放量，而是甲烷排放量。在1950至1970年间，二氧化碳的含量增长了近两倍，而从70年代到90年代后期，二氧化碳含量则有所减少。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资料，世界肉类产量1980年为13653万吨，1990年为17977万吨，2000年达23201万吨；2006年为27288.36万吨，比1980年增长一倍。动物粪便腐烂过程中会产生沼气，对这些沼气不利用，其中的甲烷就会排放到地球大气中。

4、有助妥善应对地表变冷。

目前，地表大趋势是变暖还是变冷，气象专家们的意见不统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科学家史密斯估计，西伯利亚地下蕴藏着七百多亿吨甲烷。假如到地表变冷时，人民公社有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沼气农业利用的成熟技术，人民公社可以与西伯利亚的集体农庄合作，开放利用地下甲烷，建立起大范围温室农业。即使地表变冷几度，也有可能持续几百年产出供数亿人基本生活的农产品。

废除人民公社以后，大多数农民个体户、乡政府没有足够资源支持沼气开发实践，造成有技术，没使用技术的主体。

　 　

参考资料三：小岗村

小岗村地处自然条件优越的中国东南地区。1978年之前，小岗村一年都没有交过，生产队每年应交的1800斤基本公粮，年年问国家要救济。

1963年8月，大寨遭受特大暴雨，冲垮100条大石坝，颗粒无收的耕地180亩，冲塌了113孔窑洞，倒塌房屋77间。灾情十分严重，但，大寨人没有气馁，他们不要国家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仅用一年时间，就医治了这场毁灭性的灾害。大寨大队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在逐渐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1964年向国家交售粮食175万斤，每户平均2000斤。

1978年，小岗村拥有517亩耕地和十头牛。1979年，“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发生了巨大变化。油料总产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22元的18倍。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总和。

也就是说1955年到1970年这15年间，小岗村年均每亩耕地生产粮食：133000/517/15=17斤。按目前的生产水平，小麦每亩需种子15斤至20斤。（数据参考扩展阅读《风起青萍末》）难怪总要国家救济，真是可怜呀。　　

“大包干”以来，小岗村真是赚起来了：小岗村为国家4A级景区，门票价格：20元。①景区开放时间：8：00—17：00
②儿童票：身高1.2米—1.4米半票，1.2米以下免票
③预订老年票、军官票须凭证购买。目前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们，可以赶快抓紧时间赚一把，免费看看小岗村：学校是教委建成的，水塔是省建设厅、水务局等建的，墙面是县委等六部门刷的，电话是凤阳电信局贷款装的，而且长江村村民出于人类关照弱者的本能，赠送给小岗村105台彩电，小岗村村民终于赚到彩——色——电视了。　　

我在网上检索到一段，当代中国大陆初中三年级学生写的作文：

“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已走上奔小康的农村致富道路。从1978年的‘吃粮拷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穷到不能再穷的地步，逐步成为一个更新概念的，扎实走上富裕路的新型农村。小岗村的村史上记载着他们致富的过程，这一过程给我们留下新气象，新变化。小岗村的发展意味着中国之变，是中国国情的缩影，他们走的改革开放的道路是他们致富的关键”。

写得很好嘛。

　 　

参考资料四：华西村

华西村原叫华西大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是中国农村的先进典型，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农村普遍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方式(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华西村实行大队统一核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华西村顶着很大的压力还是实行大队核算。在中国大陆取消人民公社之后，华西大队改为华西村。华西人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努力发扬“艰苦奋斗，团结奋斗，服从分配，实绩到位”的华西精神，走共同富裕之路。

华西村坚持四十年集体化的成就：

1、生活变好。过去，零零落落十二个小村落，建村后小村并大村，茅房、矮房变新房。现在，户户住上了水、电、气配套的别墅楼。村内娱乐、休闲、体育、购物、旅游设施配套齐全，已是一个万人规模的小城镇。全村的公共和村民生活设施比较完善，家家达到“八通”（水、电、路、电视、电话、公交、沼气、排水道）。全村没有一个暴发户，也没有一个贫困户，家家都余钱户，家家有人出国旅游，人人就业，安居乐业。美国客人来华西村访问时说：“像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要！”

2、环境变美。华西村民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切实加大新村公共设施建设，美化村容村貌。过去的泥路、小道，已经全部脱胎换骨，变成平坦、宽阔的水泥路。田边绿树成荫，河塘黄石驳岸，工厂整齐清洁，地面草坪成片，鸟语花香，人人喜气洋洋，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现代新家村，成为江南田园风光旅游中心。　　

3、村民变灵。过去华西没有一个中学生，绝大部分是文盲，读到小学已是“文化人”。现在初中以上的村民占总数的86%。其中大、中专生200余人，还有3名青年曾出国留学。通过引进和培养，现有中、高级工程技术人员1000多人。村领导班子里有大学毕业的18名。还培养了英语、日语、俄语、德语等六种语言的翻译人才。

4、产品变精。1977年，全村只有小敲小打的手工业，为农业和生活服务的小产品。现在，引进了许多“洋”设备，办大厂高科技，创名牌，抢占国内外市场。全村58家企业，已形成带管、毛纺等六大系列，1000多个品种、10000多只产品的生产规模，有50多只产品获省、市和国家优质产品称号。“华西村”牌系列酒、烟畅销四方，“仁宝”牌、“华西村”牌西服、衬衫等产品已成为“三真”（说真话、售真货、定真价）、“三公认”（用户公认、专家公认、主管部门鉴定公认）产品。

5、贡献变大。华西村民坚持“三不忘”：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左邻右舍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灾区。20多年来，我们共向国家缴纳税金3亿多元，人均缴纳税金20多万元。集体拿出5000余万元，支持邻村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华西村民本着“扶贫先扶志，扶贫先育人”的精神，花精力、财力，为中西部地区培训干部100多期，累计1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