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年交"周肇基回忆:钱学森给我写了98封信.

钱学森

    钱学森，一个响亮的名字。笔者有幸，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意外地收到钱老的第一封信后，与他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忘年之交……

    一个命令，带上行李，穿上棉大衣，戴上皮帽子就出发。没有人讨价还价。不知道具体去哪里，去做什么？更不知去多久。绝密，谁都不能说，妻子儿女都不能说……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钱学森

    出乎意料，钱老给我写了第一封信

    1988年11月下旬，我工作的华南农业大学组织教职工义务劳动。休息时，路遇收发室的同志说有我的挂号信。取来一看，字迹陌生，信封下方的红字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的字样。

    那里我没有熟人和朋友，谁会给我写信呢？单位之间业务不同，也不可能是业务往来。再细看，红字的下面赫然写着“钱学森”三个字。往常，我收到信总是带回家慢慢展读。此刻，我按捺不住激动，站在路边就启开了信封。只见上面写着———

    周肇基教授:

    今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4期见到尊作《中国传统瓶花技艺》一文，深受启示和鼓舞！谨向您表示敬意！

    我认为花鸟虫鱼事业是我国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所以写过两篇东西提到这件事，现奉上复制件，请审阅指教。

    您在这方面的其它著作亦恳请示知，以便学习。

    此致  敬礼！钱学森  1988.11.21读着这封珍贵的来信，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遵照钱老的意见，我找出相关论文寄去。我和钱老之间长期的书信往来由此开始。我一共收到钱老的亲笔书信98封、题字专著一部、论文6篇、贺年卡十余件以及杂志、报刊、文章等150多篇(期)。

    钱老的信短则数十字，长则近千言，全部亲笔书写在洁白的道林纸上。书法刚劲有力，不潦草，无涂改，言简意赅。

    钱老的信，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重学术交流，涉及面广泛。

大师胸怀，钱老自称“学生”

    1992年11月《植物生理学通讯》编辑部请钱老为“植物生理学与农业”专栏写文。钱老说:“剪枝整形和嫁接技术在农业、林业中是大有前途的。但这方面的工作似尚缺少植物生理学的理论指导，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开发一门技术性科学———植物嫁接改造学？它的作用绝不亚于基因工程学。”此论极有创见。

    钱老给我的信中谈到，把嫁接技艺发展成嫁接科学技术，从而开辟不同于植物育种的另一条道路，应用于花卉业、农业、林业；嫁接在农业中的应用是因为嫁接不同于杂交育种，也不同于分子生物学中的基因工程，是又一种改变作物性状的手段，应深入研究。

    钱老还附寄了4种剪报:韩国把番茄嫁接到土豆上获得双丰收；河南卫辉市农技推广中心人工嫁接黄瓜取得成功，经各地推广，增产30%；烟台市广泛采用“倾干切接法”改造苹果园，获得大面积优质高产；农民郑玉用黑籽西瓜嫁接黄瓜产量翻番。

    诸多事实证明，嫁接技术在农林园艺业上大有作为，创建“植物嫁接改造学”十分必要。

    我满怀崇敬的心情写了回信。钱老复信说:“您自称学生，这我很不敢当；说实话，我对农业技术不在行，应是您的学生。您是农业历史的专家教授，而我对农史一无所知，当然是您的学生。”

    通过频繁的书信往来，我和钱老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钱老收到我的文章，回信必有提及，阅后多有评论、嘉勉和鼓励，有时还指出努力方向:“您自己做实验保鲜荔枝，是件实用技术，要实施、搞企业，只写文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京城惜别，钱老站在门边向我挥手

    1994年国庆节之后，我将去北京开会，钱老来信相约见面。到京后，确定10月18日下午3时在钱老的寓所会面。

    由于不了解交通情况，遇到了塞车，我到达航天大院钱老的寓所时，迟到超过一刻钟。钱老已在会客室等候，他伸出手与我相握:“您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我应该去住地看你。由于脚不良于行，不便前往。抱歉，抱歉。”

    望着笑容可掬的钱老，我原本拘谨不安的心情轻松起来。此时我才注意到钱老的衣着十分朴素，外穿蓝布中山装，里面是灰毛衣，圆口黑布鞋，戴着普通的电子表，头戴黑绒线小帽。他操着我熟悉的吴地乡音普通话，思路清晰，侃侃而谈。

    会客室面积不大，米黄色的墙，没有什么装修，深褐色的地板已显陈旧。两三张布套沙发，一只茶几，贴墙立着四只书橱和一盏落地灯，占了会客室的大部分空间。里间面积更小，摆了一排书橱和一张写字台，这就是钱老办公的地方。

    一位享誉海内外的科学大师就住在这么普通的房子里。钱老一家1960年住进这里，半个世纪都没有动过。组织上曾多次给他安排新居，他都婉谢，“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回来的那些人都好，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为此感到不安。”

    我感谢钱老多年来的鼓励指导，钱老笑着说:“我们是一起探讨感兴趣的问题，是互相学习，谈不上指导。”说着，他从茶几上拿起一份杂志，“这里面登着我写给田纪云副总理有关农业改革的一封信。送给您看看，请提意见。”

    钱老回忆起上世纪50~70年代在大西北荒漠搞试验研究的往事:“一个命令，带上行李，穿上棉大衣，戴上皮帽子就出发。没有人讨价还价。不知道具体去哪里，去做什么？更不知去多久。绝密，谁都不能说，妻子儿女都不能说……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钱老和我愉快地畅谈了两个多小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与钱老合照后，我依依不舍地向钱老道别，他握住我的手说:“很高兴，畅谈难得啊！”我离开时，只见钱老站在门边向我挥手……

可惜大师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