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果断决策 提前五天粉碎四人帮

“四人帮”垂涎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宝座，连日“逼宫”，锋芒毕露。叶剑英进一步周密考虑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有人曾设想召开中央会议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分析党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认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的“四人帮”，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的目标是篡夺最高领导权。他们作恶多端，人心丧尽，极为孤立，且极为虚弱。这是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反动本性所决定的。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不宜于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但粉碎“四人帮”又是在非常形势下采取特殊方式进行的一场斗争，要尽量做到稳妥，避免引起动乱。

　　叶剑英说，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好榜样。他与华国锋、汪东兴经过几次个别接触和交谈，思想得到了统一，作出了重大决策：决定经过充分准备，在适当时机(预订国庆节后十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断然处置，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作报告。为了部署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叶剑英又同汪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准备了各种具体措施。叶剑英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的情况，认为对付“四人帮”这伙双料“政治流氓”，要慎之又慎，不能打草惊蛇，酿成动乱。无论如何，要稳定首都和全国的局势。他说：“这是一着很险的险棋，又非走不可，必须果断，又要周密。要万无一失地办事。”①（①汪东兴谈话纪要，1984年5月一6月。）

　　定下除害大计，叶剑英心里非常高兴。9月30日晚，叶剑英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的群众代表参加的国庆座谈会，回到家里，想到过几天就要动手解决“四人帮”，兴奋得独自哼起京剧《空城计》：“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后来，叶剑英的子女回忆说：“那时爸爸和国锋、东兴同志最后商议解决‘四人帮’的大计已定，暗自高兴，但对家人却守口如瓶，直到解决了我们才知道。”

　　改变原先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方案

　　“图穷匕首见”。“四人帮”磨刀霍霍，举行武装暴乱夺权的部署已经就绪。“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计划正在落实。他们在上海精选10万民兵，每人发给40发子弹。“四人帮”与上海同党一直保持着“一级战备的联系”。在北京，“四人帮”阴谋调动某部坦克部队，准备从东南、西北方向开进北京城，造成犄角夹攻之势。他们分头到驻市区部队活动，同时开了一大批名单，指名要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和老同志下工厂，与工人共同劳动，深入“批邓”。叶剑英识破他们企图趁机夺权阴谋，回电话断然拒绝参加这一活动，并通知汪东兴：其他人也不要下去。

　　国庆节那天，江青跑到清华大学讲话，继续诬蔑邓小平，并要年轻人宣誓斗下去，准备迎接“盛大的节日”。她还到处游说，跑到景山公园里，站在几棵苹果树下，搔首弄姿，摆着摘苹果的丑态，拍了十几张半身照。王洪文也让新华社记者照了标准像。10月3日，他跑到平谷县叫嚷：“睁大眼睛，唐小平、王小平要发动进攻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拥戴“四人帮”的“战士”也纷纷上书“劝进”表忠。“四人帮”已内定国务院部长以上名单，并拟好告人民书，待政变成功后，即向全世界广播。同时散布10月7、8、9日将有“特大喜讯”的传闻。在上海商店，争购鞭炮和大红纸，“准备庆祝”。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就要动手了，一场反革命政变已迫在眉睫。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断定“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先兆”。他感到不能再等了。要“以快打慢”!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这是他们要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叶剑英看后感到事不宜迟，当机立断，立即去找华国锋紧急磋商，他说：现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啦，他们就要下手了，不能再等啦!按原定时间，要提前采取行动!他提议六日或七日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①（①叶剑英在中央召集武汉、南京、济南、山东、湖北、江苏、上海有关负责人打招呼会上的讲话，1976年10月8日。）经过商议，决定6日晚上8时开始行动，改变了原先设想在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方案。

　　“谋成于秘，败于泄”。叶剑英认为，根据历史的经验，对“四人帮”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必须严密组织，妥善安排，做起来，人不能过多，越少越好，绝对可靠。否则，稍有疏漏，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叶剑英交代汪东兴，从执行特殊任务人员的挑选和组成，到“隔离审查”方式、场地的确定，每一个细节都要经过反复磋商，周密计划，慎重审查，最后由汪东兴负责具体落实。同时，叶剑英还以加强战备为名，和军委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等个别领导人打招呼，要求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海边防，提高警惕。①（①访问杨成武、梁必业谈话记录，1990―1991年。）华国锋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亲自找耿飚交代听候命令带人进驻中央广播电台的“特殊任务”。

除害地点选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

　　一切准备就绪。决定按事先设想的行动，即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名义解决“四人帮”问题。地点选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时间定在10月6日晚8时。“会议内容”，由中央办公厅事先通知：主要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方案；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等事宜。按照规定，出席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为了让姚文元到场，通知他参加修订文献，列席会议。

　　10月6日，这一天晚间，星河灿烂，金风送爽。叶剑英按照往常开会从不迟到的习惯，从容不迫地提前出发。他带上警卫参谋，让司机开车从玉泉山悄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这位在战争年代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参座”，今天，为了处置几个跳梁小丑，为民除害，又一次亲临前线。怀仁堂像往常一样，灯光闪烁，肃穆安谧。只有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担任着警卫。叶剑英此刻在怀仁堂正厅，正襟危坐，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在正厅里还有华国锋，这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焦急地等待着来“开会”的另外三个人。在正厅的屏风后面，汪东兴和几个警卫人员机警地注视着门口，负责“会议”的安全。

　　将近8点，“会议”开始。

　　先说来“开会”的王洪文。这个“大人物”，此刻兴冲冲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一看到警卫人员走过来，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干什么?”他拳打脚踢，拚命反抗。警卫人员将他扭住，推倒在地，然后押到正厅里。这时华国锋立起身来，按着事先准备好的“隔离审查”决定，严肃地说：王洪文，你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代表党中央宣布，对你进行隔离审查!随后，王洪文被押往候审的地方。离开正厅以后，他犹然不服气，自言自语：“没想到有这样快!”这从反面证明，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是何等适时，何等正确!

　　张春桥夹着皮包，准时到来。他摇头晃脑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似乎感到事情不大对头，连声地问：“怎么回事?”还未待他弄清怎么回事，就被两个警卫人员架到正厅华国锋、叶剑英面前。当华国锋宣布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决定时，这位“四人帮”的“狗头军师”，玩弄什么计谋都不灵了，双腿打颤，浑身只有“筛糠”的份儿。他用手摸了摸眼镜，没有任何反抗，就由监护人员送他到一个候审的去处。

　　姚文元姗姗来迟。这个“四人帮”的“金棍子”，听说中央政治局开会要他修订文献，已是手痒多时，口里骂骂咧咧地说：“早就该开这个会了!”他急冲冲赶往中南海，竟忘了戴上一向不离头的帽子。他光着秃头，迈着四方步，进入怀仁堂，手里拿着毛选送审本，准备大显身手，没料到等待他的是“隔离审查”。他竟耍赖连声质问：“我是来讨论毛选的，你们胆敢……?”警卫人员连忙架着他，送往另一个地方候审。

　　打垮"四人帮"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

　　在处置王、张、姚的同时，在钓鱼台，安排专人到他们的办公室封文件、要钥匙，不过并不顺利，遇到了一些麻烦。

　　就在怀仁堂“会议”紧张进行的时候，另外的执行特殊任务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率领，来到了中南海江青住处，向她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听罢，又气又慌，连问：“为什么?为什么?”然后要求上厕所。执行小组派一位女同志跟进去。她的神威已经不灵了。待她出厕所后，来人要她交出保险柜的钥匙。她先是拒绝交出说：不能交给你们!随后气鼓鼓地把钥匙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写上“华总理亲启”字样，才交给执行小组人员。办完交接“手续”，执行小组人员“请”她坐上轿车，由两辆警卫人员的轿车“监护”押到一处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候审。“四人帮”被关在不同的地下室里，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也没有人向他们透露半点消息。

　　在解决江青之前，执行小组到中南海毛远新住处，对他采取“保护审查”的措施。对迟群、谢静宜等则由北京卫戍区负责解决。为控制舆论，耿飚奉命带领一些人接管了新闻、广播等宣传机关。

　　这样，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曾几何时，猖狂一时，阴谋篡国，恶贯满盈的“四人帮”一伙，落得个罪有应得的下场!一年之后，中国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宣布永远开除他们的党籍。三年之后，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受理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案，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正式判决。

　　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集中了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意志，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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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不糊涂！

    虽然不算战功卓著，但是每个转折点都起到大作用的人。

大事不糊涂

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自己搞政变，却污蔑对手搞政变，表白自己只不过是先下手为强。
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