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真相

　　唐山大地震给太多的唐山人留下了创痛，大地震之前真的毫无任何预警吗？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不少幸存者的心头。一位名叫张庆洲的唐山籍报告文学作家通过多年的追寻和采访，终于写成一本《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2005年《报告文学》5月号增刊将其发表出来，更名为《唐山警示录》。今年1月，单行本由上海出版社出版。

　　唐山人摸到了地震

　　张庆洲依然记得，1976年7月27日那个傍晚，夕阳西下，血一般泼洒在黝黑的铁轨上。这是他第一次坐火车离开唐山去参加一个会议，他的大姐送他，在车站向他挥手，一点点从他的视线里消逝。

　　可是几个小时后，大姐被坍塌的预制板压住了一条腿，她央求她的丈夫用锯锯掉她的腿，血流了一地，最后她死在废墟里。

　　遭遇重创的唐山人开始迁怒地震局的人没有给他们任何预测信息。地震后，一个地震队员重伤后被抬送到飞机场，准备转移到外地救治，在他说出自己的身份后，差点被愤怒的人群围殴。

　　令唐山人困惑的是，此前不久，地震专家成功预报辽宁海城大地震，一百多万海城人由此逃过大劫，为什么唐山不可以？

　　带着同样困惑的张后来成了一位报告文学作家。他有一个理想，就是探寻和还原当年那场地震灾难。他曾得到了一个匿名“深喉”的帮助，被告知唐山地震预报网络在震前获得大量信息，并多次预警，但没有被认可。

　　张找到一个叫杨友宸的老人，杨时任唐山地震办公室主任，是当年地震界颇有名气的“唐山杨”，负责构建当年唐山地区庞大地震监测网络。

　　1976年初，杨做出中短期预测，认为唐山市方圆50公里在本年度7、8月份将有5-7级强地震。5月，杨在中国地震局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依据数据图表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的地震。

　　杨后来找到市委书记，书记指示一个副市长立即召开地震工作紧急会议，最后该副市长拍板说，紧急动员群众采取防震措施为时尚早，继续观察。

　　这次不准记录不准传达的会议结束后，杨突然被组织上安排去干校“改造世界观”。临走前杨偷偷告诉家人一些应对地震的知识，他的妻儿后来被压在砖石堆里，牢记他的叮嘱保留了体力，被成功刨出。

　　杨后来回忆说，他不能告诉其他人，否则他将成为散布谣言破坏生产而被**的坏分子。

　　“我们本来抓住了唐山地震的，24万人都是被冤死的。”杨友宸面对张庆洲的采访时痛哭失声。

　　地震局内的博弈

　　张庆洲的采访从唐山延伸到了北京，北京最高地震部门的内部博弈逐渐呈现出来。原来是当年一场“东西之争”埋下了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种子。

　　1975年1月，中国地震局在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专家们对1975、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上出现严重分歧。

　　一些地震专家认为，中国东部自1969年渤海地震后，地震活动已趋减弱。今后一两年主要地震危险在中国西部，战略上要转向川滇一带抓8级大地震。而一些青年地震专家则认为，对东部地震形势的估计过低。

　　1976年5月底，云南龙陵发生大震，中国地震局主要力量转移川滇，华北震情监测力量薄弱。

　　曾任中国地震局京津震情分析组长汪成民介绍说，1976年6-7月正处于中国科学院“批邓反右”新高潮，对涉及到有关京津唐地区的震情，很多人视为一个危险的政治敏感问题，采取回避态度。

　　军旅作家钱纲分析说，当年中国处于“政治地震期”，对靠近北京的唐山地区做出地震预报意味着毛主席都要搬家，万一出错就要承担巨大的政治后果，政治压力让科学预报心惊肉跳，决策者们选继续观察，力求一个更加稳健确实的预报。

　　历史的碎片正在复原

　　张庆洲耗费两年时间，完成对唐山大地震震前预报诸多知情者的采访。

　　2002年，等待书籍出版的张被叫去唐山市委宣传部，他看见了中国地震局的一份文件。文件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唐山业余作家张庆洲所写的纪实性长篇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一书书稿交我局审阅，我局阅后认为，该书存在以下严重问题：

　　一、该书作者将采访的部分当事人某些不符合事实的一面之词，不经核实地登录，严重地歪曲了唐山大地震前后的一些事实。二、该书中所给予肯定的某些做法，与我国防震减灾方面的法律法规明显相悖，如予宣传，将严重误导公众，造成不良后果。三、该书不仅涉及到唐山地震，还涉及到对现今的地震预报及某些地震预报手段的评价、对国外地震的预报以及“文革”中的一些人物的评价等敏感问题，其很多内容都与事实不符。

　　张庆洲曾经一度对该书问世感到绝望，但朋友鼓励他尝试给中国地震局局长宋瑞祥寄送书稿，以求最后一搏。张最后惊喜地迎来了峰回路转。2004年8月9日，宋写信给张，并为其书稿写序，称“本书以唐山地震为例，提出了在有中长期及临震背景条件下，如何尽最大可能地防震减灾，以及社会公众如何逃生等重大问题。本书提出的命题‘开放型防灾备灾ABC’，‘生命的尊严高于一切等观念’，我认为这是对社会有益的。”

　　2005年12月3日，中国地震局继任局长陈建民在《科学与人文论坛》上答记者问时表示，唐山大地震漏报是事实。但陈反驳说，有关当时地震部门对民间预测不重视才导致惨重伤亡的传闻则是不客观的，也是不科学的。

　　据中国地震局内部人士透露说，国家局主要领导在2006年度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数次强调统一思想和认识，“一些唐山大地震漏报的文章只采访少数当事人的一面之词，忽视了当时一大批从事地震预报探索和进行震情跟踪的专家的意见，其中很多内容与当时的真实情形不相符。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地震工作者从事预报实践的积极性，不利于地震预报的科学探索”。

　　《唐山警示录》一书中究竟有何内容是中国地震局所称的“与当时的真实情形不相符”呢？中国地震局未能公开相关信息。

　　2006年3月，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徐好民撰文《再谈唐山地震的经验教训问题》，表示支持张庆洲等人追寻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徐称，总结唐山地震漏报的经验和教训本来是个科学问题，但是几十年了仍然不准说、不准碰，这是把科学问题政治化、简单问题复杂化。

　　徐说，唐山大地震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全人类都要根本转变地震预报战略观念”，就是“地震可报，人人有责”，就是群众必须有防灾意识、防灾知识、防灾技能，明白对地震之类强烈自然灾害的预测预防自己应该参与、能够参与、必须参与，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群测群防。

　　（据《凤凰周刊》2006年第15期邓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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