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一只迷失在自己网里的蜘蛛

七



因密折制度而组建起来的这张间谍网的严密程度，还可以举一个广东地方大员们的例子。

广州提督王绍绪是雍正宠臣鄂尔泰所推荐之人，雍正一方面觉得此人“明敏稳妥”，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还有些“偏于善柔”，尤其是很可能还有些残余的士大夫沽名钓誉的坏毛病。因此命广州将军石礼哈留心探查，将结果写成密折报上来。石礼哈密折报告说王绍绪“志洁行清，勤于办事”，皇帝还不放心，又先后秘密咨询了两广总督孔毓珣和署理广东巡抚傅泰。

石礼哈、孔毓珣、傅泰都是皇帝在广州的眼线，共同监视王绍绪，但彼此又都是独立的，互相没有任何交流。同时，傅泰等人还监视其他许多官员，譬如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广东按察使楼俨等人，但傅泰本人其实也受到广东布政使王士俊的监视，王也是皇帝安插在广东的秘密眼线。所以就出现了傅泰评价王士俊“才具练达，办事勤敏，于藩司之职，颇称胜任”，而王士俊却评价傅泰“胸无定见，毫无可否。偶有议论，亦属平平”这样的现象。

再如：两广总督郝玉麟也负责监视傅泰、王士俊；但王士俊反过来也有监视郝玉麟并打他小报告的特权。总之，整个广东的官场，没有一人不在雍正眼线的监视之中，而且是多重监视，许多人本身既是眼线，同时也被别人监视。

雍正自诩平生治理天下的心得无非“用人适当”四个字，而其做到“用人适当”的主要手段，就是依靠这张无比庞大的间谍网，去一一甄别所任用官员的能力操守。用秘密的间谍手段治国，显然不符合儒家一贯的政治理念—儒家一向鄙弃这种偷偷摸摸的举止勾当。儒家“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理想在雍正朝被彻底抛弃，而代之以密折制度下的间谍手段，这恐怕正是日后雍正在民间舆论里越来越反面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毕竟，民间舆论操纵在士大夫们手里。

雍正一朝的密折政治，可以说空前绝后。康熙时代的密折制度浅尝辄止，不成气候；乾隆登基之后密折制度虽未被废除，但新皇帝却对此毫无兴趣，任其荒芜。史书无一例外描述雍正是最为勤政的皇帝，每日里批阅如山的奏本，睡眠极少，最后中年早亡，显然有劳累过度的缘故。然而回顾其治，从他借学习翟世有运动批判科甲官僚起，到打击钱名世、李绂、杨名时，直至打击整个科甲官僚集体，最终选择以密折制度下的间谍体系治国，他的劳累过度，岂非早已注定？他的死，岂非是自寻死路？所有间谍都与皇帝单线联系，间谍网又如此庞大，雍正在里面苦苦挣扎整整13个年头，如此疲于奔命，早夭是必然的结果。

回过头来看，雍正说治理天下的第一紧要之事是“用人适当”，其实也很有道理。只不过他在手段上陷入了一个致命的误区—儒家政治观里的道德至上原则，其实关注的也是用人问题，只不过比起雍正来，儒家控制“用人适当”的手段虽然并不尽如人意，但早已形成了制度化运作，也就是科举制下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独立的文官系统；雍正控制“用人适当”的手段，却完全凭借着个人在昏黄的油灯下不停地对照各条眼线传递来的信息，劳神费力地一一判断真伪。

雍正曾经这样总结过自己的用人秘诀，今日看来，显然更像是一个讽刺：“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可信者乃伊自取信，可疑者乃伊自取疑。赏罚亦然，总与朕无涉。”

这个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儒家政治理想的皇帝，其实只是一只可怜的蜘蛛，一门心思去按自己的想法结网，最后却发现自己被困在网里，丝毫动弹不得。

儒家到底有多少用？

是非功过

《世宗宪皇帝恩赏义民翟世有顶戴银两谕》，生前庙号就用上了？

历史就这样啊，怎么评论？？？

应该是死后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