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想不到的印度

让人想不到的印度  


  新华网 （ 2010-03-26 16:50:28 ） 来源： 《环球》杂志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以及彼此交往的日益频密，中国人对于印度的认识已经不再停留于想像的层面。印度开始成为我们的旅游地、工作地、投资地，印度人也越来越多地成为我们的朋友、商业伙伴以及旅伴。也就在此时，我们发现，现实的印度与原来的想像竟然那么的不同。
火车并不拥挤
吴浩杰
    印度之行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回忆起来还是让人感慨。如果有人问我此行前后对印度的印象有些什么改变，我不得不承认，实在是太多太多。在印度为期9个月的工作时间里，旅行占去了约1个半月，从南印到北印几乎游遍了大多数主要景点。而这当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从班加罗尔到德里的30多个小时的旅行中，对印度火车的体验。
    相信不少人对印度火车的印象跟我以前是一样的：破旧的车厢，拥挤的人群，甚至在火车顶部、车门处、车窗上都爬满了人。但是真正体验过印度的火车之旅后，才知道，其实印度的铁路系统并不像我们印象中的那般落后。
    订票之初，考虑到印度铁路的运能，我们一行几人还担心会买不到票，可能遭遇黄牛的黑刀，但实际情况却令我们大为惊喜。印度铁路早已实行网上订票、购票，只需登录官方网站，填写个人信息，选择相应车次及等级，即可订票，完全实名制。即使是在火车站窗口买票，也需要填写个人信息，凭证件购票。这让人不得不感叹印度信息化水平发展的迅速。
    印度的列车车厢等级有软卧、空调两层硬卧、空调三层硬卧、空调硬座、普通硬卧、普通硬座等。并且每个车次都会有数十张“保留”车票和“待定”车票。如果有乘客取消出行，持“保留”车票的乘客就会依次得到铺位或硬座位子。“待定”车票优先级比“保留”车票低，很可能连座位都没了。但“保留”车票和“待定”车票都编有序号，因此不会出现蜂拥抢座的情况。
    印度人乘火车的首选是普通硬卧，我们也选择了这种票。整个车厢分成数十个小间，每间有8个床铺。走廊一边是6个床铺，上下铺是固定的，跟国内列车的上下铺位置一致。白天可以坐在下铺，把中铺放下来，作为靠背。走廊另一边是一个双层铺。虽然整体的硬件环境算不上很好，但是基本可以满足出行的需要。
    车厢卫生是由一些流浪儿来整理的。这些流浪儿长期穿梭于各个火车站，上车后趴在地上用布擦一下地，清掉一些垃圾，然后向乘客乞讨。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给些零钱。当然了，在这种环境下，必须加倍小心保管好自己的财物，以免被顺手牵羊。
    列车上可以预定正餐，都是印度的传统食物，也许不太适合中国人的胃口，但提供的奶茶绝对是香浓纯正，非常值得品尝一下。
    整个印度之行中，几乎没看见过原先印象中那些爬车窗、坐车顶的场景。唯一一次感受到类似情况的，是在印度南部的喀拉拉。当时恰巧遇上当地的一个节日，成群的妇女带着类似树皮一样的东西在火车站候车。直到最后我们也没能坐上列车，只能作罢，叫了出租车。
毫不犹豫拒绝感谢
廉海东
    印度是世界宗教发祥地之一。直到现在，绝大部分印度人仍然笃信宗教。在宗教情怀的哺育下，乐于助人成了印度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在印度历史上，皇帝乐善好施是实行德政、品德高尚最重要的表现。在已发现的印度孔雀王朝的铭文碑刻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关于帮助别人的记载。直到今天，助人仍然是印度人最主要的共识和理念，仍被作为最重要的美德为社会所提倡。
    在印度报刊上，经常可以读到富人向扶贫项目捐款，向扫盲事业捐款，向艾滋病人、麻风病人捐款等消息。几年前，印度撒哈拉集团董事长罗易的儿子举行婚礼时，还出钱为101对无钱办婚礼的新人举办了集体婚礼，并向14万穷人免费发放了食品。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印度百姓观看戏剧、歌舞，参观公园、画展、科技馆等也基本是免费的，因为一般都有富裕的赞助商主动承担成本费用，让百姓免费休闲娱乐。
    驻印度期间，我曾在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时到袭击现场泰姬玛哈酒店进行采访报道。虽然我的住处离泰姬玛哈酒店只有2公里，但路途往返还是会影响发稿时效，而若在现场发稿，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又支持不了多长时间。
    无奈之下，我奔向了离袭击现场不到200米的一个贫民家庭。当时正值恐怖袭击时期，整条街区家家都关门闭户，但这家人看到我焦急的表情，还是热情地把我让到房间里来。我拿出笔记本电源插头向他们请求帮助，他们就主动关掉了正在收听的收音机，将插座让给我。在我写稿的时候，这家的女主人还在灶台前热好了牛奶、咖喱汤和印度饼，在发稿间歇时摆在我面前，让我吃一些东西。
    在孟买恐怖袭击持续的三天里，我在这户贫民家庭发出了几十条中英文稿件，而他们对自己的生活被打扰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感。当我拿出一些钱想表达一下心意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家的男主人说，他们很高兴能够给中国记者提供一些帮助。他面对着家里神龛上的神像对我说：“印度所有的宗教都告诉我们，帮助他人是快乐的源泉，每一个印度人都对此深信不疑。”
踩踏惹来杀身祸
江亚平
    最近，从印度传来了一则消息，说北方邦首府勒克瑙西南180公里处的小镇贡达的一处寺庙于3月4日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踩踏事件，造成65人死亡，上百人受伤。
    其实在过去几年中，印度也曾发生过多起踩踏事件，并且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我在印度当记者的时候，就曾多次报道过类似的踩踏事故。
    印度虽然人口众多，但比中国还是要少些。相比之下，中国似乎很少有类似的踩踏事件发生。那么为何踩踏事件频频在印度发生，而且经常发生在寺庙前呢？
    众所周知，印度是一个宗教意识十分强烈的国家，几乎全民信教，而且多数十分虔诚。许多人不仅去庙里祭拜，而且在家里也贡上神龛，以便随时祭拜，希望神能保佑自己一家平安吉祥，财源广进。可是，为何如此众多的人到寺庙祭拜，虔诚地献上祭品，不仅没得到神的庇护，反而却惹来杀身之祸呢？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踩踏事故与“穷”字有关，因为多数踩踏事件都发生在分发礼品或食物时。许多人担心得不到免费的礼品或食品，于是争相拥挤，结果导致踩踏事件发生。2004年印度举行大选前夕，竞选人为了拉选票而分发“礼物”，结果也导致大规模的踩踏事件，100多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妇女。她们希望得到的不过是一条价值50卢比(相当于7.5元人民币)的莎丽裙而已！
    踩踏事故频发的另一个原因是“乱”。成千上万人的聚会或朝拜，没有任何组织，也很少有专职人员或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一旦有风吹草动，很容易就会发生相互踩踏事件。记得有一次，数千人去一个有名的寺庙祭拜，该庙恰巧建在一个高坡上，数千人须爬坡去庙里拜神。忽然有个人突发神经，大声喊到有恐怖袭击，这一下子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大家调头争先恐后地往山下跑。结果，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人们从高坡上滚落下去，相互踩压，导致了惨剧发生。
新女性“暗渡陈仓”
马宇歌
    我的朋友妮哈总是让我感到矛盾。
    她来自印度中部拉基斯坦邦的农村，父亲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国大党地方组织领袖，母亲和绝大部分印度母亲一样是家庭妇女。妮哈毕业于著名的甘地主义女校——森林女校。这间学校信奉甘地主义，简化生活、规律作息、素食禁欲。女孩们每天除了完成学业，还要学习印度传统文化，如印度古典舞、古典音乐，以及纺织等传统手工业。
    然而，传统女校毕业的妮哈在大学里却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女孩，过着一种非常自由潇洒的生活，不仅每隔几周飞到南方去和男友幽会，还是大学里各类聚会的社交名媛。开学后第一次见到妮哈，我问她在尼赫鲁大学感觉如何，她说，和她以前的甘地主义女校相比，尼赫鲁大学根本没有约束，简直就是天堂！
    我们所在的尼赫鲁大学相当于中国的北大。这里的学生非常关心社会发展，校园里有许多学生自己的政党联盟，各处都可以看到他们政治宣言性的漫画和海报，还有些教学楼周身被贴满了各种派别的海报。受父亲影响，妮哈也信奉国大党的政治理念，她是印度国大党的学生组织印度全国学生联盟（National Student Union of India）的活跃分子，经常策划组织各种政治活动。
    每逢一个超过三天的小假期，妮哈便会飞到浦那去看男朋友。她和男友是高中同学，家也住在一起。不过，虽然她和男友都来自当地的富农家庭，经济状况相当，但却偏偏存在种姓高低之差，这成了他们结合的主要矛盾。但妮哈说，他们要为结婚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本以为，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依然决定着印度女性的择偶观。然而，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新一代印度女性拥有了独立自主的可能。她们不再顺从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要大胆寻找真爱。
    印度“改革开放”只有19年（从1991年经济自由化开始），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所有改变全部反映在了妮哈这一代人身上。这导致了她和父辈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而这么短的时间还不足以让两代人能够和谐面对这种跨时代的变化。但拥有独立精神的印度新一代女性并不打算向父辈妥协，也不打算发生正面冲突，而是暗渡陈仓地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
适得其反的“奖励”
刘亚南
    “国内企业有投资冲动的很多，对印度、巴西等市场充满幻想的也很多，但企业走出来之前首先做好公司内部的国际化，有没有做这个事的人，有没有这个体制。派来调研的人不是来旅游的，不是去拍泰姬陵的，要深入分析投资政策、门槛、业务流程等，深入分析以后再动。”
    说这段话的是中国民营工程机械制造企业三一重工印度公司的首席运营官梁栋。
    三一重工股份公司2006年底宣布投资6000万美元在印度设厂，作为目前中国企业在印度最大的直接投资项目，该研发制造基地已经于2009年10月启用。
    今年30出头的梁栋已经去过30多个国家，虽然来印度时间还不足两年，但他对中印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带来的影响却有很深的体会。
    他举了一个例子。他曾经对一名印度员工进行了嘉奖，但意想不到的是，这不仅没有激起更大的工作热情，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原来，公司奖励的员工种姓低下，引来了同在一个公司工作的高种姓员工的不满，他们认为低种姓甚至贱民阶层不配享有这种荣誉。对印度员工而言，国内对于员工的考核办法会变得没法适用。梁栋坦陈：“管理是以业绩导向的，很多印度人没有这些概念，安排的工作不能按时完成，没法独立开展工作。”
    事实上，三一印度公司这几年做的还不错，在同类企业中算是佼佼者，梁栋透露，孟买的高层建筑混泥土吊装至少有70%都是由三一重工的产品完成的。
    对投资印度，梁栋反复强调的是，“准备一定要做足了，首先要有人，有团队，有相应的公司管控体系。”他感慨：“文化相互适应是一个非常要命的过程。”当地特殊环境和企业对业绩的要求会对管理者形成额外的压力。
    可以说，文化上的碰撞是每一个打算投资印度的人都会遇到的，个人体会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如何妥善处理这些文化差异是跨国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现在，三一重工印度公司不仅对员工进行当地文化培训，其母公司三一重工副总裁最近已经来到印度常驻，以更加深入了解市场，更好地管理企业。
“中国人很冷漠”？
唐璐
    五年前我曾受邀到印度金奈马德拉斯基督教学院与印度大学生座谈。该校的斯瑞德哈教授向他的学生介绍我时说，“这是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中国人都非常热情坦诚”。我笑着加了一句，“是的，以前你们的老师曾经认为中国人很冷漠，但是从我身上他终于明白，中国人是很有感情，对印度很友好的。”
    我和斯瑞德哈是2000年在尼泊尔参加“南亚技术、防务与合作安全”研讨班时相识的。虽然中国并不属于南亚，但是考虑到中国与南亚两个重要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因此每年都有中国学员受邀参加研讨班。
    那一次，在十几天的时间里，来自南亚各国以及中国的40多名学员组成一个大家庭，每天的任务就是听南亚各国的军事安全专家授课并进行讨论，当然也有许多联欢活动。
    根据规定，所有参加研讨班的学员都有一项任务，即轮流把当天三四位老师的授课内容以及讨论整理成文字并制作成学习简报，在第二天上课之前发到每个学员手中。为保证这项工作顺利完成，研讨班把学员拆成两人一组，组织的原则基本上是“中印配”、“中巴配”或者“印巴配”。当时我这一组的伙伴就是斯瑞德哈。
    凭着曾经在印度游学的经历，我很快便与多数印度同学打得火热，每天一见面我们就会有聊不完的话题。然而，只有斯瑞德哈基本上不与中国学员交往。眼看着就到了我和斯瑞德哈合作整理出版简报的日子了，可是他依然与中国学员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
    我们出简报的那天，上课的专题正好是中印关系，其中有个印度将军讲授他对中印关系的见解。我和斯瑞德哈一边对笔记一边整理有关内容。他说，“唐，你给我讲讲中国人如何看待1962年战争吧。”我们俩一边聊着一边写着，从1962年战争谈到中印关系，从印度人的特点谈到中国的特点……忽然斯瑞德哈很认真地问道，“唐，我看过很多西方出版的书上都写着‘中国人很冷漠’，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说实话，这种对中国人的评价我还是第一次从印度人嘴里听到，原来斯瑞德哈对中国人抱有这种成见。
    唉，还是中印之间的文化差异产生了这种认知隔阂。于是，我开始不断地向斯瑞德哈讲解：中国人的感情总体来说比较含蓄，对于任何他所喜欢的人或者事物都不会像印度人或者西方人那样情绪激动，这或许就是中国人被认为“冷酷”的原因。我告诉斯瑞德哈，其实，在与印度人的接触中，我也发现了他们身上有许多与中国人不同的行为方式。例如，印度人喜欢某种东西时会表现出很强的倾向性，甚至会直接向对方索要，而这在中国人看来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印度人被许多中国人指责为“贪婪”。其实，无论是“中国人冷酷”还是“印度人贪婪”，恐怕都是不同民族依据自身的文化取向对对方作出的判断，这其中并不一定带有多大的合理成分，然而，日积月累，它们却会对中印两国人民的沟通产生负面影响。
    当我和斯瑞德哈把这一期简报印刷完毕时，已经是凌晨3点了。虽然很困，但是我觉得特别值得，因为正是那一晚上的聊天让斯瑞德哈改变了对中国人的看法。
    我问他，“你觉得从我身上能看出中国人很冷漠吗？”
    “当然不是啦，你可是我真正接触和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
    “其实所有的中国人都和我差不多。”
    “是的，以前我在给学生上课谈到中印关系时，总是给他们讲‘中国人非常冷漠’。现在我发现我的看法是错误的，其实中国人很有感情、非常好客。”
来源：2010年4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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