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大院》--晋商的传承

　　《乔家大院》--晋商的传承

　　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是一部讲述商界英雄的故事。然而，故事终究是要谢幕的。在纷繁复杂、连篇累牍的喧闹过后，留下的是什么?是闯荡天下，开辟商路的传奇?是战火弥漫、场面大气的社会背景?亦或是情节跌宕、充满韵味的感情历程?本刊此次推出的这些感悟之作，并非简单的观感之类。他们各自的重点不同，或旁征博引、说古论今，或立足文化、宏论传承，或入戏出戏、以古励今。不管怎样，此中出现的种种声音和争议，及其所呈现出的问题，将继续着《乔家大院》平实的深邃，给人以思考，佳酿陈香，回味无穷。

　　2006年新春伊始，影视界刮起一股晋商文化的旋风。由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隆重推出的45集电视剧《乔家大院》，犹如劲吹的春风拂遍了大江南北、千家万户，令国人耳目一新。据悉，《乔家大院》的收视率，已创下继《雍正王朝》和《汉武大帝》后的新高。这是连一直以拍摄帝王正剧而闻名的本片著名导演胡玫也始料未及的。
　　《乔家大院》何以如此有巨大效应，山西商人何以有如此显赫作为;晋商文化何以有如此魅力?掩目而思，浮想联翩。
　　乔家、乔家大院与《乔家大院》
　　从200多年前乔家第一代创业者乔贵发背井离乡，闯荡塞外，白手起家，锐意取进，从小本生意做起，诚信经营，逐步成为包头的大东家，创下了乔家作为山西大商家之一的基业;到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以儒生之身继承祖业，主持“在中堂”，志存高远，怀抱以商救国的理想，以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为己任，从青年时代直至垂暮之秋，历尽艰险，矢志不渝，九死一生使乔家的事业发展到黄金时代，基本上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的抱负。乔家极盛时，积聚的流动资金总额达1000万两白银。在清代，外国银行没有全面进入中国之时，就在国内实现了资本流通的银行票号化，使民族资本和民族商业惠及到全国的各个角落。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19岁起接过祖父交给的家族商业重担，坚守“诚信为先，礼义为道”的祖训，兢兢业业，忍辱负重，继续致力于货通天下、汇通天下之大业，面对多变时局，从容处置，为国家、民族坚守了一份后人称道的晋商精神。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内，乔家先祖数代人所体现出来的晋商精神，以及以其为精髓的晋商文化，在中国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页。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乔家堡，距祁县城30公里，距太原市区40公里，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清代民居建筑之一，被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璀璨明珠。乔家大院是祁县乔家“在中堂”的宅院。在中堂闻名九州，蜚声海外，是乔家第三代巨子乔致庸的堂名。乔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后又在同治、光绪年间、民国初年多次增修，时间虽跨越近两个世纪，却保持了建筑风格浑然天成。大院占地面积8724平方米，由6幢大院19个小院组成，共313间房屋。从高处俯瞰，整体成“双喜型”布局，城堡式建筑。四周高达10余米的全封闭水磨砖墙，院与院相衔，屋与屋相接，那鳞次栉比的悬山顶、歇山顶、硬山顶、卷棚及平面顶上都还有通道碟墙相连，巡更应急，防患有备，出于居安思危，便于居高临下，实为百年大计，万无一失。全院以一条平直通道将6幢院分隔两旁，院中有院，院中有园。全院装饰木雕300余件，几乎每件都是一个故事，无不巧夺天工，栩栩如生。院内砖雕，式样炯异，脊雕、壁雕、屏雕、栏雕、俯视可观。人物典故、花卉鸟兽、琴棋书画，各具风采。就连房顶上140多个烟囱也无一雷同。难怪人们把乔家大院称为艺术之宫!与建筑匹配，乔家大院被祁县人民政府辟为民俗博物馆，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清末到民国初年晋中一代的民俗风貌。
　　从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在此拍摄上演以来，乔家大院跨入一个新的天地，成为热极一时电视拍摄基地。《昌晋源票号》《血溅玉芙蓉》《杏林深处》《上党战役》等20余部电影、电视剧汇聚乔家大院，使之增添了不少文化氛围，加深了文化内涵，展示了强大的晋商文化特色和风采。近年来，这里已成为闻名全国的旅游热点之一，每年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
　　从长篇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脚本问世，到一部大气磅礴的45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出，与此同时朱秀海先生编著，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厚重悲悯的《乔家大院》同名小说铿锵推出，确是文化界一件好事。人们看了《乔家大院》电视连续剧，读了《乔家大院》长篇小说，再游乔家大院古老建筑，一个多角度、立体感的乔家大院展现眼前，令人深思，令人叹服。虽然说，就电视剧与小说而言，有诸多不同之处，除了某些情节设置与人物性格的展开不同之外，前者注重戏剧的扩张力，后者注重人文思考，但两者对历史本原的探索却是殊途同归，对人文历史、晋商伦理的探讨也是息息相通。人们所领悟的是以乔致庸为代表的晋商个人际遇，与家国之思所体现的晋商精神和晋商文化。
　　乔家、晋商和晋商文化
　　乔家是晋商的一员。在跨越明清两朝历史中，山西商人曾以纵横商界近500年的辉煌业绩而名震中外。当时，号称三大商帮晋商、徽商、潮商，晋商为首，全国16家大财东，都是山西晋中人。除乔家外，祁县的渠家、太谷的曹家、榆次的常家、平遥的水家以及灵石的王家，个个富甲天下。据史料记载，从15世纪到19世纪，从全国经济情况来看，山西商号，尤其是金融票号，星罗棋布，独领风骚。山西的货币资金，不仅垄断了全国的货币和资金调度，而且把触角伸到了欧亚等地。晋商队伍之浩大，财力之雄厚，简直是令人费解的天文数字。山西人一批又一批，一代接一代，潮水般涌向全国各地，号称百万大军。仅走东北的人就达40万人，旅俄1万人。祁县当年人口不足十万，在外经商的就有2万人之多。据说仅大盛魁商号极盛时，其旅蒙商队拥有骆驼10万峰之多，从业人员7000余人。这些老西儿在外是西客，在家是财东，不仅聚集了大量货币资金，而且把白银源源不断运回老家，置地盖房，一片辉煌。乔家大院，仅乃冰山一角。祁县的渠家大院、太谷的曹家大院、榆次的常家庄园、灵石的王家大院等等，其规模之大，风格之别具，皆可与乔家大院媲美，至今均保存完好。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这样论述，“晋商明初至清末，五个世纪，经营项目最广，活动范围最大，资本最雄厚，利润最为巨大的集团，成为封建商业高度繁荣发展的中坚力量，足以夸世界商人之前。”晋商何以有如此的作为呢?概括许多专家对晋商久盛不衰的经营思想，是为晋商文化，其精神内涵是晋商成功的支柱。
　　其一曰：勤奋进取、无畏险阻的艰苦创业精神。晋商以乔家为代表，他们在创业中，处处表现的勤奋进取，自我牺牲以及无畏冒险精神是常人所难以承受的。更可贵的是他们把这种精神一以贯之，即使发迹致富后，仍将坚守不忘。晋商对万里行商，习以为常，十几岁、二十几岁，离家远走他乡，几年十几年矢志不渝，不以身家为念。广东自辟为通商口岸后，晋商不畏艰辛，迅速介入，垄断了福建武夷山茶对英的输出;尤其在开拓西北、东北各省以及中俄恰克图贸易商务中，他们翻越千山万水，踏遍浩瀚沙漠，终年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付出了重大的牺牲。间或突遭匪劫，丢命失财，死于天灾人祸者，时有所闻，黄沙白骨令人触目惊心。难怪人们说晋商干的是赌生命、盼命运、求利忘我的冒险事。
　　其二曰：不远万里、长途跋涉的贸迁四方精神。明嘉靖以后，晋商主要贩运茶、丝绸、棉布、瓷器、盐、粮食等商品，往来于内地和东南沿海地区。他们采取“人弃我取，人无我有”的策略，不论远近，只要有需有利，就及时贩运，把商品逐步扩散于四方。俟至清代，晋商势力已扩展到：南则江、汉以至粤、桂，北则东北、蒙古，东则京、津、鲁、苏，西则甘、青、宁、新，占领了全国市场，对国内物资交流，互通有无，活跃市场，促进生产，都作出了很大贡献。与此同时，晋商的势力也伸向了国外，俄国、日本、朝鲜、印度等国和南洋、阿拉伯地区以及欧、非二洲都遍有足迹。其势之盛引起了外商之担忧，一位外国学者这样惊叹道：“足入东西之市场，则胡服辫发，姗姗而来，足令人徒生一种惶恐之念者，固比皆是也。”
　　其三曰：严守承诺、“利以义制”的崇尚信誉精神。山西民情，和平而忍耐，俭朴而淳厚，刚直而重实行，《史志》载之凿凿，向为世人所称道。晋商在经营活动中不忘故乡遗俗，“重廉耻而惜体面”，而且将其演变成经商处世的准则：“平则人易亲，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晋商在外，时时以此作准则约束自身，以做“善贾”“良贾”为荣，把严守信誉作为商业道德，代代相传。他们讲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明嘉靖年间，山西名商王文显就这样训诫诸子说，“夫商与士术而同心，故商者，处财皆货之场而修文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到清代，随着晋商经济势力逐步发展，这一精神得以进一步弘扬，诚以待人，珍视信誉，已成为晋人经商的成功秘诀。有的父辈经商遇险破产，若干年后子孙从商发迹，对本来无须承担的陈债，则主动代先人偿还。诸如此事，屡见不鲜，在国内外传为美谈。
　　其四曰：高屋建瓴、远见卓识的捕捉商机精神。早在明清时期，晋商即从商业竞争中领悟到信息的重要性，要求经营者必须具有远见卓识的慧眼。经营者努力使自己“耳聪目明”及时捕捉商机，做到知于前，行于先，出奇制胜，左右逢源，游刃于国内外市场，使之立于不败之地。各大商号、票号，都把搜集、分析、鉴别和运用信息视为成功的关键，各总号对分号要求按时反馈商情动态。太谷曹家在沈阳的富生峻商号掌柜，有一年秋天回省探亲，一路看到高粱长势喜人，不禁折了几根，竟发现茎内蛀虫很多，当即断定虫灾蔓延，丰收无望，行情必涨，遂打消归省念头返沈阳，大批购进高粱。其它商号则被即将丰收的假象迷惑而大量抛售。待至秋收，高粱产量锐减，行情陡涨，富生峻顿获巨利。晋商每每开拓市场，垄断经营，无不靠通灵的信息。雍正五年中俄两国政府签订了扩大通商的《恰克图条约》，确定以恰克图为通商之地。辟埠伊始，在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驻足贸易的晋商得到信息，捷足先登，参与市场创建，形成垄断局面，从此独霸恰克图市场170余年，使恰克图成为我国对俄贸易中心及通往俄国腹地的桥头堡。
　　其五曰：组织严谨、选贤任能的严格管理精神。晋商健全的组织，严谨的号规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是其它地方商人望尘莫及的。各商号、票号对可能发生的陋习劣迹，均有成文的规定。如对宿娼纳妾、酗酒赌博、吸食鸦片、接眷外出、擅自开店、投机取巧、私放货、空买空卖、款借亲友、懈怠号事、涣散无为、苟且偷安等等，都在严禁之列。违者当依规议处，直至开除。乔家的祖训家规“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代代传承，无一敢违。在用人制度上，晋商也有一整套规定，从对学徒的选择培训以及选贤任能，奖惩制度极具特色，使全号上下，努力任事，团结一致，人人勤奋，杜绝了因人用事的弊端。以“大盛魁”为例，学徒进号需经人介绍，审查三代，面试合格，由殷实商户保举。进号后先读《中庸》。乔家复字号大掌柜当年学徒时就私下阅读《史记·货殖列传》。学徒期间除学习业务知识，接受培训外，还要学会俄、蒙、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然后才能到分号做事，直至第4年始享受劳金待遇，以后根据业绩，逐次递增，入号15年后方允许首次返里探亲。此后每3年可归乡1次。如有违规舞弊者，一经发现，绝不宽容。
　　其六曰：彼此联结、互相提携的商帮集团精神。在清代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增长，国内外商业竞争力量也在增强。晋商为维护既得利益，巩固阵地和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彼此联结起来，互相帮助，形成了一个纵横连接，网络贯通的地域性商业集团，世称“山西帮”或称“晋帮”“西帮”。如恰克图，有120多家晋商组成商会，维护共同利益。在国内，晋商同乡会遍及全国大小城市，包括云南、贵州等地也不例外。
　　其七曰：刚毅务实、随遇而安的应变图存精神。晋商以刚毅务实之风，在经商中表现随遇而安，顺应环境，甚至逆来顺受的品格，遇到挫折不气馁，面对困难不低头，总是想方设法去应对的应变图存精神，使晋商得以成功。如原来晋商销于国内外之茶皆为福建武夷山所产，但到1853年至1856年，因太平天国运动而受阻，遂迅速转向湖南采购。后来，他们又发现两湖交界的羊楼洞、羊楼司一带地区，山峦重叠、雨水充足、气候湿润，甚宜植茶，便指导茶农扩大栽培，很快便形成了一个新的茶区。同治年间，俄商在本国政府支持下，凭借不平等关税条例优势来中国自行贩茶，使晋商之利为其所夺，陷于困境。但晋商并未服输，而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积极进取，由恰克图假道俄边行商，进而打入俄国境内，同俄商争夺利源，竟居优势。
　　其八曰：结交权贵、攀附官府的汇通天下精神。早在满清入关前，一些晋商就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于关内外，以商为名，为满族统治者输送军需物资，提供情报。满清入主京师后，不忘晋商之功，遂恩赐加封为首的八姓商为内务府皇商。晋商中的头面人物，俱被朝廷笼络，封官晋爵，遂使那些亦官亦商的清巨擘富贾，甘心情愿效忠朝廷。康熙亲征准噶尔时，皇商范氏兄弟，自办银两售军，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克期必至，省国费以亿万计，康熙赐其兄为二品太仆寺卿，弟为布政司参政，使其名声大振，权倾一时。1873年，清戎边兵饷不继，平遥蔚字号遂供白银20万两解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仓皇西逃，经济拮据，途经太原时，乔氏“大德通”票号以30万两白银代支皇差，受到朝廷表彰。慈禧、光绪到祁县时，也是下榻“大德通”，该票号又慷慨捐银10万两以示孝敬，换得慈禧赞许，遂传旨令各省解京饷银，一律改汇祁县、平遥、太谷等县山西票号总号银的总出纳，实现了“汇通天下”的理想。从官商勾结，互惠其利上讲，晋商起了支持清政府延长其寿的作用。同时晋商也因此升到了鼎盛的终极，由此滑向衰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晋商为封建制度服务，有其局限的一面，但在维护满清统治的同时，也展示了其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
　　晋商文化、三晋文化与儒家思想
　　晋商大院作为与人们最为亲近的一种文化背景，它深深地烙印着民族时代文化的标记。从乔家大院看到的是晋商文化伦理学、民俗学、建筑学的历史缩影;从晋商文化看到的是三晋文化勤劳、朴实、诚信、奉献的内涵;从三晋文化看到的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精华的历史传承。
　　山西，别称三晋，是华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许多出土文物和历史遗存表明，孕育于古老三晋大地的根祖文化，其尧的仁政、舜的孝道、禹的艰苦卓绝，无私奉献，造就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孔子曰：“述祖尧舜，宪章文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论语》中，虽有“罕言利”的训诫，但孔子对自己的弟子以经商致富表示赞赏，常把善于经商的子贡与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相提并论，称子贡致富有术。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义，人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中，曾为后世经商者树立了可作为楷模的治生之道的廉贾形象。太史公笔下的富贾大贾，个个离不开社会文化的熏陶。他们经营活动都体现了儒家社会文化思想的影响。结驷连骑的端木赐是儒者经商，商儒一体的代表;互致千金的陶朱公，依靠计丝之策，积贮待乏，曰“贵上极反贱，贱下极则贵。贵则出如粪土，贱则取如珠玉”，用筹策，计贵贱，给人留下富而仁义的商人形象;治生之祖白圭，以乐观时变取胜，“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取予之策，智勇仁强的治生者素质要求，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融会诸子文化为经商者所用的典范。(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九《货殖列传》)可以说，我国古代商人，吸收了儒、法、兵、道诸家文化的良性影响，创造出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货殖文化，建立了一种在竞争中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商人精神。清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载：“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祁县有一半以上人家子弟在外经商。汾州府“民率于末作，走利如骛”，汾阳、临县“两县多商贾”，夏县“民俗赴末者众”，曲沃“重迁徙，服商贾”，介休“人民繁庶，重迁徙服贾”，泽州、蒲县“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长治潞浩穰邑也俗善商贾”，高平县“四郊东务农，西贩贾”，徐沟、太谷“农力于野商，营于市”，“商贾勤货易”，“太原、汾阳数大县，以商贾致富”……山西位居中路，连南接北，纵横四方的地理优势，被晋商发挥得淋漓尽致，经久不衰。而纵观晋商的成功，“天时、地利”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其以“诚信、耐劳、节俭、朴实”著称天下，独树一帜的典型形象，集中体现了儒家“人和”思想和古代商贾“利以义制”的经营价值观的文化传承，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