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博导程代展：昨夜无眠，为了一个学生

中科院博导程代展：昨夜无眠，为了一个学生

   

    中科院博导程代展博客之一：昨夜无眠，为了一个学生（2012年11月13日）

    昨夜无眠，为了一个学生。   
    五年前，他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四年级。他可以保送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参加了我们所的入学考试后，研究室建议我考虑他。面谈后，我同意了。

    事情开始得非常顺利，他请我担任他大学毕业论文的导师，我给了他一个解矩阵半张量积方程的小题目。讨论了几次之后，他就做下去了。他很快进入角色，做了一些小的结果。他的毕业论文，我修改过。后来他告诉我，得了“优”。我也比较满意，觉得他赢在了起跑线上。

    硕博连读的第一年，他在研究生院上课，接触不多。第二年回所，我很快发现了他的优点。从素质上说，他数学基本功扎实，和他讨论数学问题是一种享受。一些需要细想或计算的问题，交给他就好了。少则数小时，多则一、两天，一定会给你一个“Yes”或“No”的解答。

    他在科研上的敏感性也很难得。例如在讨论布尔网络可控性时，他首先发现了控制传递矩阵的特性，我们一起，很快导致了一个很简洁的能控性公式。这个公式不久后被两个以色列人重新发现。碰巧我是他们文章的审稿人，我告诉他们：一模一样的公式我们已经发表了。这是一个比较深刻的结果，后续引用也很多。没有他，这就不是我们的了。

    他在实验室口碑很好，他负责研究生的一些组织工作，很负责，室领导也很满意。他被认为是室里最用功的学生，白天、黑夜都在实验室干活。虽然家在北京，但周末常不回家，有时回家看看，半天就回来了。

    他几乎是个无可挑剔的好学生，听话出活，对我的要求（现在反省可能有些过份了），从来不说：“No”。我渐渐地被他感动了，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我跟他说：“我是一个失败的运动员，当我成了教练员，就把全部希望放在了学生身上，但愿他们能实现自己当年的梦想。”

    当博二开始的时候，他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多了。为了他的成长，我对他提了个要求：30%时间做研究，70%时间念书。这一年，他主要上了微分几何以及相对论的课。另外，由于自己主要在确定性方向工作，我不希望他在随机方面有缺陷。

    我让他自学“随机过程”，每周报告一次，用的教材是Z. Brzezniak, T Zastawniak, Basic Stochastic Processes。我要他连每一道习题都要讲清楚。到了第二学期，听众只剩我一个人，我们还是一直坚持到讲完。事实证明，这些结果在他后面关于概率布尔网络及混合策略博弈的工作中得到很好的应用。

    我自己一生吃了英语的不少亏，因此，我一再强调他英语一定要过关。从博一开始，我每年都安排他出国开会至少一次。博三，在我的协助和支持下，安排他到英国、美国、新加坡等进行学术访问。上个暑假，他到英国Glasgow访问了两个半月，他明天就要去美国Texas Tech Univ.访问四个月。新加坡的Xie教授答应他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他有一张令人羡慕的成绩单。他已经发表了十几篇期刊论文、十几篇会议论文（至少一半是国际会议）。还有一本和我及我另一个毕业学生合写的专著：“Introduction to Semi-tensor Product of Matrices and Its Applications”，World Scientific (600 pages)。他的论文包括IEEE TAC的Regular Paper (第一作者)，Automatica的Regular Paper (第二作者)，Systems and Control Letters (第一作者)，

中国科学 (第一作者)，等等。同行一看就知道这些文章的份量。

    他还有若干在审或待发表的文章。例如，他在Glasgow大学访问时写的一篇文章。他曾要求我参加，我要他把我名字去掉，给我道个谢就行。我就是希望培养他真正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这篇文章投IEEE TAC，最近编辑部来信，作为 Regular Paper，一次就接受了。IEEE TAC是IEEE CSS的旗舰杂志。

    他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获得若干种奖学金，今年得了数学院的院长特别奖。他还得过控制界很有影响的关肇直奖。他才二十五岁！我对他充满期待，也充满信心。他成了我对未来的一个梦！

    我坚持要求，他毕业后到国外做两年博士后。他已经得到英国Glasgow Univ.和瑞典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博士后邀请（注意，不是“申请获准”，而是“邀请”）但我认为他应当到正在最前沿做最好的研究工作的地方去。半年前我和UCSB大学的一位当红教授联系，他当时口头同意接受他。不久前在日本见到该教授，确定在今年CDC两人见面一谈，算是Interview罢。

    这似乎是一个美丽的故事。然而，矛盾出现在半年前。一天，他突然跟我说，毕业后他想去银行，或者到中学当教师。他还告诉我，他已经考过会计师。我大吃一惊，但以为是年轻人一时头脑发热。几次争辩后，我甚至义正辞严地对他说：“你就死了这条心罢，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后来，他同意了我这样的建议：先做两年博士后，两年后再做决定。我跟他明确说：“我既不要你跟我做，也不要你做与我有关的题目。但你天生就是做科研的材料，不能自暴自弃。”

    时间过得飞快，上周五，他突然对我说，北京某中学给他Offer，要在本周二（今天）前签约，而他明天就要到美国去了。我一下子急了，和他谈了两个钟头。好话坏话都说尽了。好话是：“你这样做，中国，甚至世界可能会失去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坏话是：“年轻人要有理想，有抱负，怎么可以向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我告诉他：“你一定会悔的。”可不管我怎么说，他就只重复一条理由：“做研究太累，没兴趣，不想做了。”最后，他答应再好好想一想，大家就不欢而散了。

    周一见了他，就问他想得如何。他说回了一趟河北老家，和父母以及老家亲戚都谈过，他们都支持他。我傻眼了，说他们不了解科研，也不了解你的情况，你应该和教授们谈谈。昨天，室里许多人跟他谈。我还搬兵找到陈老师，心想：“我的话你不听，老院士劝你，总该听罢？”陈老师是个爱才的人，一听这事也急了，立刻答应：“我可以找他。”可惜，陈老师似乎也没能动摇他的决心。

    昨天我们对他是连番轰炸，直到晚上，几位年轻人，还有一位来访的年轻教授，一起请他吃饭。准备在席间再劝劝他。

    昨晚我回到家里，饭后一个人发呆，欲哭无泪。我曾对他说过：“我的底线是：最后的决定权还是你的，我不会强迫你。”那位访问教授背后曾问我：“你明明是为他好，明明知道他的决定是错的，为什么不能强迫一下？”这勾起了我的心病，我告诉她：“因为强迫儿子按我的意志生话，我把他逼上了绝路。我不能再……”

    昨天晚上十点多，我实在忍不住，给一位年青同事打电话。他告诉我：他们的“鸿门宴”还在继续，只是仍无进展。现在，也许他正在签约……反省自己，我一直把他当着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总是像父母亲一样强行安排他的一切，很少了解和尊重他的意愿。我对这一切的解释就是：“我是为了你好！”可这够吗？

    现在的我，是又一次“哀莫大于心死”。可谁能告诉我：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

                                                                                               程代展，2012年11月13日


    中科院博导程代展博客之二：我的反思（2012年11月14日）

    因为明天一早就要飞成都开会, 科学网的访谈参加不了了, 就以这篇博文作为我的答卷罢.

    那是一个难眠之夜过后, 自己坐在办公室, 想到此时我的学生可能正在签约, 心头怅然若失, 手中的工作做不下去, 就将心里话写成《昨夜无眠》. 没想到这成了引玉之砖, “一石激起千重浪”. 说明“如何培养学生”,“怎样才能将有天分的学生留在科研第一线” 等问题是科学网上的青年学生和老师们共同关心的焦点. 事件本身和所有网友的意见, 都给我启迪, 催我反思. 现在将我反思的心得提交出来, 算我的回答, 也算我的致谢, 当然, 还是一块再次的抛砖.

    (1)    我的最大错误是把学生当作我自己的“替身”, 盼着自己没有实现的人生梦想能在他身上实现. 但他是有血有肉、有个性、有想法的年青人, 我却把他当作自己的创造物. 我想让他吸取我人生的教训、克服我身上的弱点. 潜意识里我是在制造完美的自我. 我时时在他身上寻找年轻时我的影子, 我觉得我对他倾注了无数心血和真诚的爱, 实际上也许我却成了说一不二的暴君, 强迫他按我的意志去念书, 去做研究. 也许正是这个让他厌倦了科研.

    (2)    我只关心他的三件事: 数学基础打得怎么样? 英语口语讲得怎么样? 科研做得怎么样? 对于他个人的思想感情, 生活, 以及家庭情况等都知之甚少. 两人见面, 除了学术还是学术, 没有朋友般的交心, 更没有刻意培养他对学术的兴趣. 对学生, 我只有梆梆控制, 却无视反馈.

    (3)    网上许多年轻朋友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 应当尊重年轻人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利. 我的学生其实也说过, 他的价值观和我不一样. 我接受了大家的观点, 中午给他发了个 E-mail, 告诉他 (他现在还在去美国的飞机上) : 不管他最终的选择是什么, 我都支持他.  

    (4)    中午, 一位清华年轻教授给我来电话, 他曾是我的博士后, 他用自己的经历给我上了一课: 他是正宗清华子弟兵, 从本科到博士, 在清华上了十年. 然后跟我做了两年博士后. 也是一个极聪明的好学生. 但上完博士后他却要去公司, 当时我也很不理解. 他说, 他当时也是厌倦了学校和科研所的生活, 想过一种新的生活. 他后来又回了清华, 而且做得很好. 我相信, 我的这位学生如果真喜欢科研, 将来某一天他也会回归的.

    怎么带好学生, 让他们健康成长, 是值得老师们反思的一个问题. 但是, 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

    (1) 我仍然相信, 一个博士生去当中学教师是一种教育资源和人力的浪费. 他学的许多知识: 例如微分流形, 鞅不等式之类的东西, 到中学不成了天方夜谭? 那怕微积分, 线性代数这些初等数学知识, 都不会有用武之地. 这不是看不起中学教师, 中学教师对社会, 对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样至关重要, 但一个师大本科毕业生会比像我的学生这样受过专问训练的高等人才干得更好得多. 因此, 让博士们, 特别是像我的学生这样优秀人才去教中学, 是教育制度的失败, 社会人才分配的失衡.
   
    (2) 据说北大清华本科毕业生, 一等的上公司, 二等的出国, 三等的才去读研. 中国要走科技强国之路, 如果不能将有天分, 有潜质的年轻学子推上和留在科研岗位上, 将会后继无人. 国家花大力气从国外引进百人计划, 千人计划, 这我不反对. 但是, 难道国内就没有可以与他们一较上下的优秀人才, 为什么就不重视他们呢? 难道就不相信, 中国人自己也可以培养出一流的人才? 引进总是有限的, 国家应当为年轻人的成长创造条件.

    (3) 高校和科研院所待遇低, 是人才流失的一大原因. 还拿我的学生说罢, 他到的中学可以给他提供住房和不错的工资. 他们说, 他如果到大学, 要奋斗五到十年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据我所知, 他家境欠佳, 他面临生活的压力. 正像许多参加讨论的年轻人说的, 大学的青年教师工资低, 没住房. 许多得了博士学位的年轻人, 他们多半都小三十了, 面临着结婚生子的压力, 靠空洞的 “理想”, “事业”,  “追求” 等能拴得住他们吗?

    (4) 虽然近年来国家对教育与科研的经费投入不断增加, 但目前高校与科技机构经费分配极不合理. 少数特权者占有大量资源, 各种基金重叠分配. 而身缠多金的“学术带头人”却常常只是“学术捎客”, 弄了钱让下面的年轻人干活, 自己挂名. 国家应当更多关心那些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小博士”们的疾苦, 给他们创造安心工作的条件, 他们才是科研的主力. 再强调一次, 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贫富悬殊一点不比社会上轻.

    最后, 谢谢所有网上给我留言的朋友. 也感谢那么多给我打电话、发 E-mail的朋友. 十八大刚过, 愿它给年轻学子带来实质性的改善, 中国的科技进步归根到底靠的是他们.

                                                  写于2012年11月14日


中科院博导程代展博客之三：再反思——兼评我学生的博客（2012年11月20日）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由一篇《昨日无眠》，以及随后张海霞老师的《过分务实和名利化的环境让我们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等引发的激辩还在继续，潮水般的支持、反对、批评……都振聋发聩，有教于我。我还在反思，为了自己的良知，为了我同行的老师们和我们的学生们，也为了祖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未来。

        我们渴望中国的科学技术能像经济一样迅速走向国际前列，我们希望中国人早日得到科学技术方面的诺贝尔奖，老师们在忙忙碌碌，学生们在刻苦攻读，可是，即使张老师看到的“一丝的希望和淡淡的曙光”我似乎都还没看清楚。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问得好，问得及时。自己也算老海龟了，当年攻博时信心满满：“中国学生决不比外国学生笨。”再看看许多海外华人同行好友(他们这几天也通过E-mail和我互动)，他们都站在国际学科前沿，做着很出色的工作。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停下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聪明的好学生，却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来？ 我们究竟那儿出了问题？”

        刚看到我的那位学生(简称“Z”)的文章，有许多想法，多半是由他的文章联想到的。我尊重他的选择，但基本不同意他的观点，心里盼的还是他的回归。问题由他引起，但却关乎中国科教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我等待大家拍砖，但期盼能引出真玉，得到共识。

一、科学研究要有献身精神

        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它的准备是一个艰辛的学习过程，要掌握前人所知道的相关知识，使自己有可能爬到和前人一样高的位置。它更是一个痛苦的攀登过程，这样才有可能踩上伟大的肩膀。要想在科学上有作为，要有一种献身精神。

        真正重大科学突破最典型的两个例子是费马大定理和庞加莱猜想的证明。谷山—志村关于椭圆曲线的猜想大概是Wiles之前费马大定理研究的最前沿，Wiles正是从这里出发，苦干八年，终于修成正果。Perelman证明庞加莱猜想。当Hamilton关于Ricci流奇点的工作发表时，若干高手，包括Perelman以及丘成桐等，都意识到它是通往庞加莱猜想之路。最后，Perelman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完成了这个证明。

        我同意兴趣对做好科研至关重要，兴趣可以使你忍受科研中的痛苦和寂寞。但这决不是说，你喜欢做科研，那么科研路上就是一路笑语欢歌，掌声鲜花。在西蒙写的《费尔马大定理》里有这么一段，写Wiles在首先发表的证明发现错误后的纠错过程，说：“这最后的十四个月是他数学生涯中充满了痛苦、羞辱和沮丧的一段时光……”。所以我不能同意Z的“没能力”之说。一个能留在历史上的、有价值的工作，都是多年奋斗的结果，没有什么“天才”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而得到。轻言放弃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二、如何评价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金字塔是一块一块石头垒成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真正有价值的工作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希望一夜就解决世界难题，这是不现实的。Z同学确实与众不同，一般一位同学发一篇好杂志的文章会很高兴，可他对“好文章”的定义也许太高了。回想起来，他开始帮我审过一些文章，后来国际杂志直接邀他审的稿也多了起来。印象中从没有一篇文章入过他的法眼，如果没有我的坚持，他会将所有的稿件都枪毙掉。我相信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急功近利——以为一篇文章就解决一个世界难题。

        他对我的工作否定最多，由于Shapley得了今年经济学奖，我对其主要贡献之一“Shapley值”产生了兴趣。前不久，用矩阵半张量积的方法给了计算Shapley值的一个简单公式。自己很满意，但在讨论班上，他上去当场计算了复杂度，认为对原公式改进不大，结论是：“没什么用。”我们的后继研究发现，它对联系“对抗博弈”与“合作博弈”可能很有用。我既喜欢他的“自负”，也讨厌他的“轻狂”。

        其实，许多重要问题都是许多人一步一步往前走，最后才得到解决的。每篇论文只要方法上有一点新意、结论上有一步进展，就是有价值的。这样的文章就不能称为灌水。他对自己工作的评价其实是不客观的。举个例子：博二时我曾帮他联系公派出国。不知何故，直到通知“两天后是最后期限”时我才得知这事。我向三位海外教授发函，告诉他们如果愿意接受他，我必须24小时内收到电子版邀请信。一位是意大利教授，国际自动化联合会旗舰期刊Automatica主编 (IEEE Fellow，IFAC Fellow)，第二位是Texas Tech的教授(IEEE Fellow)，第三位是华裔美国教授(IEEE Fellow，IFAC Fellow)。虽然第三位教授也非常优秀，但为了强迫Z讲英语，我倾向于让他找纯老外。我只对第三位教授有把握，因为他是我的好友。第二天上午打开电脑，我收到三封带有学校抬头、个人签字的正式邀请函。特别是第二位教授，提出他可以每月另给一千美元，外加提供一次国际会议的费用。这说明外国教授对他也十分认可。当然，英国和瑞典大学主动邀请他去做博士后，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和对他学术水平的肯定。

    三、学术环境的负面影响

        学术环境对学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我们的某些宣传和做法加剧了学术浮燥。例如，中南大学将大三学生刘路提为研究员，并奖励100万元，个人以为这是典型的拔苗助长和行政炒作。刘路无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但打死我也不相信他解决的是“世界难题”。我看过详细报导，他是一天晚上想到西塔潘猜想和某道习题的联系，一夜就将论文写出来了。这“世界难题”也太容易了吧？当今中国，“破解世界难题”已经成了想用就可以随手拎来的塑料袋。

        数学是一个艰辛而深刻的学科，一个优秀的数学工作者要有必要的数学基础知识。可以做个简单试验：将美国学校博士资格考试题给他做做，看看他能否过关。我不相信他能过，不是怀疑他的智力，只是没有看到关于他自学研究生课程，如拓扑学、微分流形、抽象代数、泛函分析、代数拓扑、随机过程，甚至代数几何等近代数学课程。这种炒作会让一些学生以为：一个晚上、一篇论文，就可以造就一位数学家。从而轻视一步一个脚印的踏踏实实的钻研和虽然不轰动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科研进展。

        环境的公正性对学生的影响也很大。例如，上面提到的公费出国申请。Z的申请没被批准。据说数学院十几个学生申请，只有他一人被拒了。那次，他表示得非常沮丧。我也百思不得其解，他那时的工作已经很突出了。类似的事情很多，但我不想过度评述。

    四、再谈博士当中学教师

        我坚持认为：博士当中学教师是一种浪费，特别是像Z这样的有天分的理工科博士。我决不怀疑中学教师的重要性，我的数学兴趣也是被几位中学教师培养起来的。特别是我高中的一位数学老师，她是当时福建省唯一的一位数学一级教师，她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她对我的偏爱众所周知。六五年她到北京开人大会，到清华看望我们。当时福州一中在清华的毕业生有四五十个，都比我年级高，专业好。她却直接到我的宿舍来，却让别的学生到这里见面……

        但是，理工科博士生从大学开始，近十年学的知识全部与中学教育无关。特别是研究生的五年，国家的投入、导师的心血、个人的努力，全部变成无用功。而当教师应有的训练，如心理学、教学法，包括对中学课程的研究，通通都没学到。至于许多人谈到的眼界，我实在想不通。有一点微积分或线性代数的知识，或许对中学教育有点帮助。但即使你对伽洛华理论再熟悉，你也绝无可能告诉中学生，为什么三等分任意角不可能。据说美国现在将原教材改革时在中学课本中介绍的集合论、线性代数、群等数学概念重新删去，个人认为是对的。数学教育，它是一个循序渐近的修行过程，欲速则不达。

        至于像Z这样的学生，他有相当坚实的数学基础，对科研的悟性很高。作为导师，我费尽心力，将他带到学科前沿。我对他的要求确实几近苛刻，他那一年讲《随机过程》，从头到尾都用英语讲，每道习题都要讲清楚(不过那本书有全部习题的解答，否则这是不可能的)。他接受了残酷的训练，开始能在国际前沿工作，并有能力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也得到国际同行一定程度的肯定。我相信只有少数博士生能走到这一步。现在他要抛弃这一切，去做他不熟悉，而又不是他所长的工作。在我和许多室里老师看来，这简直是年轻人任性胡闹。但他是成年人，有权选择他的人生路，我们只能将这种权力还给他。我的期盼是：他能后悔得早一点。

    五、对人生的态度

        我同意，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我也承认，我对学生封建家长式的安排和强迫命令是错的。我真的很后悔，也许是我“快马更用重鞭”式的高强度要求让他失去了对科研的兴趣。但我对有人把Z的选择说成是“给我们上了一堂人生课”不敢苟同。

        也许像刘庆生老师说的：“我们当年受得教育不同”罢，或者是社会的多样化所带来的诱惑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理念？总之，如果只是为了舒适的生活而放弃对理想、事业的追求，我无论如何不能赞同。每个人都只有一辈子，在这一点上上帝是公平的。但每个人却以不同的方式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每一时，每一刻。我们这一代人每个人都会背保尔·柯察金的那句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渡过：当他临死时回首往事，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懊悔，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年轻人，应当去追求最艰苦，然而却能让你的生命最闪光、最灿烂的那种事业。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种追求“做我所能达到的最好，能挑一百斤，就决不挑九十斤”的精神就无愧人生了。不要以“当中学教师也能对社会做贡献”当借口。如果姚明当年害怕出国竞争激烈，不去NBA，而去少年体校训练小孩，如果刘翔当年怕训练艰苦，不去破世界记录而去当中学体育老师，相信他们也会对国家做出贡献，但是，难道那不是一种痛彻人心的浪费吗？

        我们的国家，曾经受尽屈辱，我们的民族，对世界科技的近代文明贡献太少了。打开教科书，有多少结果是中国人的？看着一个个外国人的名字，我们都应该脸红。如果想到日本有19个诺贝尔奖，而我们一个科技奖都没有，有能力参与国际学术竞争的年轻人，难道不应该奋不顾身地投入拼搏吗？这是一个更加艰苦的战场，中华民族需要你们，祖国人民在看着你们。

        也许，我们教育的最大缺失，是没有培养起年轻人对理想的追求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好导师！！

方法还是有问题啊

中国的教育体制有着顽疾，而且受着社会风气的影响。要知道，当下没有圣人，人得先活着，才能做自己所长，或干自己所爱。但现在有些许浮躁的风气难以让人静下心来潜心研究。
我非常理解导师的感受，他为学生的前程，为祖国的科研事业而痛心疾首。可也要想想学生自己的出发点，他也要活着，也要有所追求，擅长不代表喜爱，灵通不代表非科研不行。也许金融、教育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凡事没有绝对，这学生也有自己的权力和活法，尊重他的选择是为师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