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抗艾科学家何大一：我感到成功的希望

谢谢你的发言` 非常有意义












百度影音 oskdy.com
最新电影 520aidy.com

2007年世界艾滋病大会，何大一博士与同事一道正安静的坐在观众听着嘉宾的讲解，近1/4个世纪以来，他和其他的艾滋病科学家们在同艾滋病的博弈中，一次次被狡猾的艾滋病毒戏耍，击败。

华裔科学家何大一

网易探索2月2日报道 2007年世界艾滋病大会，何大一博士与同事一道正安静的坐在观众听着嘉宾的讲解，讲台上的宣讲者在摆弄屏幕上的一幅卡通漫画，上面画着一个被蒙上双眼的棒球运动员正准备猛击来球，这个幽默细节让何博士暗自发笑。科学家们都很搞笑，但他们也清醒得很，他们知道画面上那个盲目的棒球小子指的就是他们自己。挥棒出去，没打中，这场跟艾滋病搏斗的战争已经打了很久，但结果还是如此。（查看图集>>>马格南图片社：抗击艾滋病的人们）
何大一可能读懂了漫画，近1/4个世纪以来，他和其他的艾滋病科学家们在同艾滋病的博弈中，一次次被狡猾的艾滋病毒戏耍，击败。能拿来对付艾滋病毒的最强药物也仅仅是凑合而已，要限制它的传染，只有靠疫苗了；但问题是没有一种疫苗策略能成功的阻止艾滋病毒感染新的宿主，而且这种局面在不远的未来也不见得有所改观。“那副漫画形容得恰如其分，”何大一说，“我觉得它很准确的描述了我们能成功的机会，我们都感受到了挫折。”
从2007年的艾滋病大会算来，情况已经改观了很多，但要开发一种有效的艾滋病疫苗依然问题重重。2009年情况出现了转机，科学家们宣布他们开发出了一种新的疫苗，这种疫苗表现出一定的抗病毒感染效果，虽然这种效果只能算作一般；新疫苗能将艾滋病毒感染风险由原来的70％-90％降低到31％，通常公共健康专家只将这个数字看作感染类疾病疫苗预防作用的最低门槛。更令人鼓舞的是，通过数个实验室一组研究者的通力合作，已经鉴定出了两种新的抗体，至少我们有克制病毒并阻止它感染健康细胞的法宝了。
这些进展让人备受鼓舞，大家还依稀记得2007年的时候，原本被寄以厚望能对付病毒的试验失败，那种被打击的痛苦记忆让人永生难忘，大家都以为没指望了，就像没人能料到那场溃败一样。科学界也暗暗鼓劲，要从失败的阴影中恢复过来，哈佛医学院的艾滋病专家布鲁斯·沃尔克说：“要获得一种有效的艾滋病疫苗，能让医生们随拿随用，我们还任重道远。”
布鲁斯的话的确有道理，但何大一独自发明了一种更像传统疗法的艾滋病疫苗，依靠活化的病毒片段刺激免疫系统产生抗体，现在看来，这种方法也许不是对抗艾滋病魔的最好手段。与其指望自身机体完成识别和歼灭病毒，还不如为机体装配上一套现成的抗体武器，这样就可以在身体内部打赢一场艾滋病毒消灭战，这是在免疫上是等同的，且更容易实现。已经准备好的抗体免去了许多复杂的前期工作，它可以动员免疫系统立刻投入战斗。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艾滋病领域还没有人这样干过，但何大一凭借自己在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ADARC）二十年的研究经验，搭上自己的名誉也要毅然决然的赌上一把，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也为此赞助了他700万美元。何大一调动了自己实验室一半多的研究力量投入这项工作，目前的结果重新点燃了他战斗的热情，他又回到实验室监督实验进程。
每当何大一谈到这个新项目时，嘴角都不由自主的露出一丝微笑，实际上他肩上的压力大到难以令他开颜。90年代，何大一革命性的率先使用抗逆转录病毒的鸡尾酒疗法，降低了艾滋病人的死亡率，同时也确立了自己以及ADARC在艾滋病研究领域的领导地位（何大一因此获得了1996年时代年度人物奖）。但最近几年，ADARC却遭受了一系列的挫折，论文被撤回，重要科学家离开，这些挑战让一些人对ADARC的前途感到担忧：在这场对抗艾滋病的持久战役中，ADARC和它的金牌带头人已经接近新的重大突破了，还是依然在徘徊不前？

抗艾第一人

不管何大一这次成功与否，他在艾滋病领域长久以来建立起的权威形象不会受到动摇。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一名加州大学的医师，何大一开始为那些被推到急诊室的病人做日志，这些病人都有一些奇怪的并发症状，如肺炎、癌症等，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发生了严重的免疫功能缺陷，几个月过后，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大多数这样的病人都是男同性恋。随着记录的病例越来越多，何大一对这种疾病也越来越感兴趣。两年以后，何大一和全世界都认识到这些人类首次接触的病例就是后来让人谈之色变的恶魔：艾滋病。

当艾滋病还在让其他科学家一头雾水的时候，何大一已经一步一步在这个领域开始了前瞻性的研究，他很快明白，期待未知才是对付艾滋病最好的法宝，很快在他身边聚集起了一批该领域内的科学精英。当时有一批致力于艾滋病研究的专业研究中心成立，成立于1991年的ADARC也是其中之一，何大一出任中心主管，不久他领导的团队前瞻性的提出了对艾滋病毒“早期打击，从重打击”的药物治疗方案，这就是鸡尾酒疗法的核心概念，这种疗法救活了成千上万的艾滋病患者。他的实验室让人们看到，在艾滋病毒感染新宿主的头几天或头几周内，迅速使用鸡尾酒疗法会起到极其明显的效果。他们突破性的发现让人们认识到，感染后坐等着几年的潜伏期太消极了，艾滋病毒从第一天起就在活跃的攻击免疫系统。之后不久，ADARC的科学家们又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艾滋病毒是如何通过一个次要的关键受体起作用的，病毒利用这个受体入侵细胞。

无效的疫苗

从新设计疫苗已被证明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艾滋病科学家们开始在药物疗法上寻找突破。尽管所有的科学家都了解艾滋病毒，但他们还是会漏掉一个关键细节，时至今日，他们还是不知道到底是哪种细胞或免疫系统能保护机体免受艾滋病毒感染；通过结合病毒的抗体来消灭病毒能取得成功吗？通过特别改造能识别病毒大部分表面蛋白的T细胞来杀灭艾滋病毒的方法可行吗？更或者，正如很多专家怀疑的那样，将以上因素结合起来就能成功击溃艾滋病魔？

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疫苗的开发也是步履蹒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疫苗研究中心主任加里·纳贝尔说：“艾滋病毒是个活动靶子，因为它不仅通过突变不断改变自己的遗传结构，而且病毒表面的蛋白质会自己转移，它们有灵活的空间构象。综上所述，因此免疫系统无法识得病毒的庐山真面目。”

这些徒劳的努力使这个领域的研究者随时间慢慢流失，不光是在ADARC，到处都是这样。何大一的研究团队正在尝试开发自己的疫苗，但同样希望渺茫。据本世纪初离开ADARC的科学家说，该中心已经开始陷入科学低潮，缺少研究方向，完全不是当初因鸡尾酒疗法而赢得科学桂冠时的样子；也有些人认为，年度人物评选惹来媒体的关注，何大一的管理风格也也因此发生了改变，中心的竞争氛围开始加剧，一些人在关键项目上明争暗斗，研究转入背地里，生怕同事窃取了他们的成果。几个高水平的研究人员（此处不方便透露姓名）开始心灰意冷，离开了ADARC。

离开的研究员之一，一位现任某所重点大学免疫实验室的主任说：“在ADARC工作让我获益良多，那时对于我来说真是美好时光，这是我学术生涯中难得有的体验。头几年中心的研究结构堪称完美，学术氛围也很浓，遗憾的是最终结局并不太美妙。”

何大一将实验室中令人不适的氛围归咎为职员间的个性冲突，这种氛围使中心的研究质量在下降。2002年，何大一认为他发现了由免疫细胞产生的X因子，这些免疫细胞帮助患者对抗恶化的艾滋病情，这一次他上了报纸头条，但结果证明他的结论过于草率。何大一的实验结果受到其他细胞干扰，他被迫发表了一份“撤回声明”，宣布撤回研究论文。“那真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时刻，这是我们自找的，”何大一说，“我们的研究生涯大概到了一个低谷期。”

ADARC并不孤独，其他艾滋病研究机构在疫苗研制上的努力也有了进展，但道路依然艰辛。默克研制的一种新疫苗，在2004年开始进行试验，当时是吹得震天响，但三年后还是等来了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这种疫苗不仅不能使人免受艾滋病毒感染，而且似乎还会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本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正在研发一种相似的疫苗，看到默克的结果，他们随即推迟了针对该疫苗的研究。

“在这些结果被批露后一两年里，研究艾滋病疫苗的科学家们都活在凄凉无望的境地里，”纳贝尔说，“我们怀疑我们所做的一切，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情况不甚明朗

直到2007年早些时候，何大一才得以洞察到一些可能的答案。休斯顿Tanox生物科技公司开发的一种药物令何大一非常感兴趣，他对Tanox很熟悉，该公司的一位创始人就是他的朋友，同时他也是公司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因此如果公司的科学家们觉得有点眉目时，何大一亦认为值得一试。

他飞到休斯顿，听了一场简要汇报，内容即这种被称为“ibalizumab”的新药物，它是一种似乎能阻止艾滋病毒进入健康细胞的抗体。经过对大约200名艾滋病患者的前期试验，这种药物表现出一定的效果，但Tanox担心病毒会产生药物抗性。在艾滋病晚期病人身上，该药物几乎能清除血液中90%的病毒，但没有人知道这种抑制效果会持续多久。Tanox公司的高层希望听取何大一的意见，到底这种药物值不值得进一步研究。

效果听起来不错，但何大一看到的并不仅仅是抗艾滋药物大军中又多了一员。艾滋病毒感染过程分为多步进行，而每一种抗逆转录药物只能对其中的一步起到阻遏作用。CD4细胞是免疫系统的关键组分，Ibalizumab可以对病毒与健康CD4细胞的关键结合点起作用，它的这种介入效果可以防止病毒感染。如果Ibalizumab能有效打击被感染病人体内的艾滋病毒，那么它也许可以用来从源头上预防艾滋病；换句话说，Ibalizumab可能成为一种全新的疫苗，传统上我们需要搞清楚到底要利用免疫系统的哪一部分来打击艾滋病毒，Ibalizumab则绕过了这个传统。

何大一等不及报告结束就打电话回实验室，让研究员们马上查阅关于Ibalizumab的相关文献，黄耀星（音译）接到了这个电话，他说：“何博士激动万分”，何大一马上从别的项目组调过来两个研究员参与研究Ibalizumab，黄耀星是其中之一。苦等了近三年以后，这个好消息让大家的研究热情又重新高涨，ADARC在下东区的这两层小楼一片欢欣鼓舞。

现在ADARC的科学家们全身心投入了一项工作：彻底弄清楚ibalizumab的作用机制以及如何去控制这种机制。CD4细胞有点像是免疫上的前哨站点，具有识别从普通的流感病毒到艾滋病毒等各种病原体片段的能力，并为它们打上标记以便其他细胞进行打击。艾滋病毒一旦结合上CD4细胞，就可以通过一系列复杂步骤得以进入细胞内；如果Ibalizumab事先结合上CD4细胞，就能起到免疫陷阱的作用，通过这种作用来阻断艾滋病毒进入细胞。具体说来，Ibalizumab能够与CD4细胞受体结合，使得病毒无法完成必须的弯曲过程，这样它就进入不了细胞内部，无法接管细胞的遗传工厂来生产更多的病毒。

这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何大一被深深迷住了，但问题也依然存在，像这样去约束CD4细胞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主意。使人体基本防御体系的大部分停止运作意味着病人易于受到很多其他传染病的威胁，艾滋病人一般都会尽力避免陷入这种免疫缺陷的境地。当何大一谈起关于这个药物的想法时，他的实验室成员提出了上述的看法。

仙蒂·凡赛，另一位参与ibalizumab研究的ADARC研究员，同时也是一接待艾滋患者的临床医生，她说：“听到这样的想法，我的第一反应是，他是不是疯了？把抗体放到CD4细胞上？这太可怕了，我们需要CD4细胞。”

但何大一相信，ibalizumab能作用得更为巧妙些。一般说来，CD4细胞就像是一个拥有几个船坞的码头；艾滋病毒占了一个，ibalizumab占了另外一个，细胞还是有能力去对抗其他病原体。“如果说艾滋病毒的粘附位置是在CD4细胞的鼻子上，那ibalizumab则是在它的脖子后面，”何大一说，这意味着CD4细胞同ibalizumab的结合并没有破坏它行使病原体标记者的能力，哈佛大学的沃尔克也说：“他们正尝试去做的事情有坚实的科学基础。”

目前，ADARC实验室正在猴子身上进行试验，确定ibalizumab是否能切断艾滋病毒的感染，这些病毒不仅包括那些已经弱化的实验室病毒株，而且还有天然毒株，目的就是要用感染能力最强的艾滋病毒去考验ibalizumab抗体，如果它禁不起考验的话，何大一马上就停止这个项目，以免研究过于深入。


何大一当然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但要像脊髓灰质炎疫苗、麻疹疫苗或天花疫苗那样基于成功抗体不仅取得了一击致胜式的快捷效果，而且彻底从治愈人群中赶走了疾苦，他也不抱这样的幻想；相反，ibalizumab只是众多用来打击艾滋病毒的武器中的一种，同时最有效的一种。“当我第一次接触到ibalizumab时，我就觉得可能有成功的希望，”何大一回忆说，“这是我的直觉反应。”

当然，成就科学不能单单只靠直觉，何大一亦深知这一点，就像聪明的击球手一样，他希望凭借直觉和专业技能的结合能引导他成功。对何大一来说，一击必杀固然精彩，但他需要争取的是一记全垒打。

本文译自/时代 译/Lineker quicker

回复 4# gaogaotao925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