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历史三个派别的关系

　一、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产生
　　鸦片战争前，中西之间就已经有了长期的接触和交往，但在泱泱大国的心态下，中国人对于西方的一切事物都加以排斥，即使是西方先进科技也被视为"奇技淫巧"。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在与对手的较量中开始了解西方，从中世纪的壁垒中探出头来接纳新知，主持译编《四洲志》；魏源继起编写《海国图志》，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与以前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王安石、张居正等已明显不同，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他们的思想已经跨入了近代，是洋务思潮的酝酿，就其性质而言，林则徐、魏源应是洋务派的先驱。
　　洋务运动的主旨是"制洋器"、"采西学"，洋务派作为一个派别产生于清政府内外交困的19世纪60年代。一方面，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以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石；另一方面，第二次鸦片战争创深痛钜，英法联军攻陷津京，咸丰皇帝仓皇逃至热河，清政府正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为应付这一变局，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清政府中一些开明官僚在被迫与西方周旋交际的过程中，从对手那里开始了解西方,了解世界，获得了中国传统中没有的新知识，他们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产生"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思想和行动。这些勇于走出传统、勇于接受新事物的人与恪守传统的封建顽固派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逐渐从中国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这样便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洋务派。
　　洋务派出现的时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初步形成，资本主义列强把亚、非、拉美地区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以自己的意志去改造世界。在西方的强暴侵略和扩张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列强不自觉地充当了冲击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旧观念和体制、推动世界社会历史进程的工具。在中国，这种外力的冲击便是中国传统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外因。洋务派在一定程度上体会到了这一历史趋势，希望通过局部的改革以自强，阻止列强的进逼。封建顽固派则依然故我，抱残守缺，幻想以中国传统的封建礼仪打败西方新兴的资本主义。
　　改良派在中国近代不同的阶段可分为早期改良派、维新派和后期立宪派。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的萌芽阶段也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到了80年代，汇聚成一股微弱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潮。改良派大多是在野的知识分子或是政府的中下级官员，洋务派开办的军工民用企业使他们了解到西方的科技，同文馆的翻译的西书，外国传教士出版的书报刊物是他们获得西方政治、法律、国际形势的重要渠道；另外，香港以及上海的租界则成为改良派直接接触西方、领略西方近代文明的窗口。他们与洋务派一样汲取西学，但在一开始就表现出差异。他们不但要学习西方的"长技"，更着眼于"西学"和"西法"，并逐步提出了"君民共和"的君主立宪思想。如在早期的改良派中，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知识分子容闳提出：以西方的学术灌输中国，以使中国富强。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明确把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叫做"商战"；王韬直接批评洋务派只是学到西方的皮毛。当然，在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一直是主流，改良派处于从属地位。
　　在洋务运动期间，资本主义世界正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整个世界的面貌日新月异，尤其日本和德国的巨变对改良派的触动尤大。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德国完成了国家的统一，经济发展迅猛异常，工业产值很快跃居世界第二。两国都为君主立宪政体，这似乎为改良派追求君主立宪政治提供了实证。
　　改良派大展身手是在甲午战争后。甲午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中国被迫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举国上下一片救亡图存的呼声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挺身而起，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一时间，各地维新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维新刊物层出不穷，要求改革内政的呼声成为时代的强音。1898年的百日维新将这一运动推向高潮，这期间的改良派又被称为维新派。
　　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许多中国人很自然地产生这样的认识：日本战胜帝俄，即是立宪政体战胜**政体。于是，君主立宪对许多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各种立宪团体纷纷成立，积极倡导君主立宪，清政府也摆出一副"预备立宪"的姿态，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立宪运动风行一时。这些立宪团体构成后期改良派的主要势力，他们曾先后三次发动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等。
　　在改良派作为中国思想界的主导力量为维新变法奔走呼号之时，中国资产阶级派革命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1894年，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经上海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自强主张遭到拒绝，使孙中山通过改良改造中国的理想破灭，于是他远赴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但在当时中国国内，革命派并没有获得民众的认同。孙中山在回顾1895年的广州起义时说：在广州初次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都把他们看作"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漫骂之声不绝于耳。
　　1898年，短暂而急促的"百日维新"被扼杀，"六君子"喋血于菜市口，改良派希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内政改革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的梦想被彻底打碎。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革命的声势日张，逐步成为时代的主流。许多原来参加维新运动的一大批人如秦力山、杨笃生、章太炎等都投到革命的旗帜之下。尤其是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清政府已是"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从里到外的腐败暴露无遗。人们对它已经绝望。在1911--1905年间，革命势力大大地激荡起来，先后出现100多个革命团体。1905年 8月成立了全国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为埋葬代代相承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准备了可靠的条件。
二、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关系
　　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中国近代社会相互交替的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主角，是各个时期先进力量的代表。它们之间的关系既相互包容，又相互区别，既相互对立，又于对立中存在着统一，我们必须辨证地去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  
　　就洋务派和改良派而言，一方面，洋务派与改良派有着很大的统一性和密切的联系。首先，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产生于同一背景之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的进逼，他们共同发出"采西学""制洋器"的呼声，这是他们痛定思痛后的共识，是对懵懂颟顸的封建顽固派的否定，在这一点上，洋务派与改良派有着共同的立场。其次，早期的洋务派和改良派很难区分，改良派的许多成员都是办洋务出身，或者说由洋务派转化而来。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陈旭麓先生把洋务派分成四个层次：（一）以奕訢、文祥为代表的清政府中央的洋务派；（二）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洋务派；（三）依附曾国藩、李鸿章的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等深通洋务的官员；（四）在野的容闳、王韬、郑观应等，他们不是曾、李的属员，但与曾、李声息相通或供其驱使。其中第三、四两个层次中的很多人都转化为改良派。薛福成1867年充任李鸿章幕僚，后随李鸿章办外交，1879年作《筹洋刍议》，提出变法主张。马建忠1876年被派赴法国留学，187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为李鸿章办洋务，历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但他同时提出设立议院，对外通商等变法措施，反对洋务派的垄断政策。容闳1863年被曾国藩委派至美国选购机器，1872-1875年间主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郑观应先后由李鸿章委托为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80-90年代逐步形成维新改良思想。其三，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客观上成了改良思想孕育和成长的沃土。同文馆附设的翻译馆所翻译的西方书籍是改良派获取西艺新知的重要渠道，洋务派创办的一系列新式文化事业哺育出了戊戌维新志士，而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更直接地培养了一批浸染了欧风美雨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接受了改良思想。
　　另一方面，改良派与洋务派又是相互区别的，相互对立的。改良派在洋务派的母体孕育、成长、壮大，同时在改良派的身上又包含了对于洋务派的否定因素。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以"自强求富"为标榜，即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所说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其主要目的是希图通过"采西学"、"制洋器"，来维护大清王朝，通过"西用"来维护他们所不敢触动的"中体"--传统的纲常名教。改良派则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技，更要向西方学习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制度。如马建忠指出："学校建而志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他们的理想是进行政治改革、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所以，洋务派与改良派的对立主要体现在对于"中体"的态度差别上。甲午战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洋务派退出了历史舞台，改良派取而代之成为时代的主角，体现了改良派对于洋务派的否定，这是一种辨证的否定，即唯物辩证法的所谓新事物对于旧事物的"扬弃"。 从洋务派到改良派，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势力的新陈代谢中由量的变化到质的飞跃，又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由技术层面开始向制度层面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同样，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关系也体现了一种对立和统一。
　　一方面，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具有统一性。首先，大多数革命派成员的思想在早期都受到过改良思想的影响，而后才由改良转向革命。如孙中山在进行革命之前，就曾参加了一个改良团体"少年中国党"。这个团体目标"其最要者"，是"改行立宪政体，以为**及腐败政治之代"。其次，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存在很大的同一性。（一）、改良派与革命派都是近代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它们的主张和活动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 （二）、在反帝爱国方面，改良派与革命派具有更大的统一性。康有为是从"救亡图存"开展其变法维新活动，孙中山是从列强的"虎视鹰瞵"揭示其革命旨趣，他们都想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下解救出来，使中国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爱国反帝的要求上，改良派和革命派有着生死与共的民族感情。（三）、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他们的思想武器都取自西方的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学说、进化论等理论，他们的斗争对象都是封建**主义，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华盛顿、林肯、拿破仑以及明治维新的志士是改良派和革命派共同崇拜的英雄。（四），他们在反对封建**上同样具有一致性。尽管改良派希望在中国建立的是君主立宪政体，对清政府有较大的妥协性，但君主立宪相对于君主**而言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其三，革命派与改良派也有过合作。戊戌政变后，革命派与改良派曾经在日本、新加坡在檀香山等地多次接触，寻求合作。1900年兴中会参与自立军起义，就是这种合作的明显标志。
　　另一方面，革命派与改良派又是相互区别的，它们的统一是对立中的统一。第一，改良派的政治目标是君主立宪，死死抱住一个皇帝，希望通过他来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并消弭革命。革命派的政治目标不仅是政治上的改良，更要进行推翻清政府的政治革命，建设一个共和政体。所以，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对立主要表现为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两种政治模式的争夺和角逐。第二，革命派的斗争方式是采用暴力手段的武装起义，改良派的斗争形式为向清政府和平请愿。从1906年开始，革命派的武装起义由小到大，由间歇到频繁；改良派的立宪团体则组织了一次又一次请愿活动，至1910年末发展成了一次十几万人的全国性大请愿。第三，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行动对于封建势力的打击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革命派以彻底埋葬清王朝为己任，同时还要进行社会革命，改良派是在保留清王朝的前提下对社会做局部的改良，二者对于封建势力的打击程度不可同日而语。在经过自立军起义之后，革命与改良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改良派对于革命的负面影响和破坏也愈烈，革命与保皇之间的斗争也愈演愈烈。1903年孙中山在《敬告同乡书》说到："革命与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东西之不能易位"。1906-1907年，在海外革命派的机关报与改良派的喉舌《新民丛报》之间关于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更是规模空前。历史最终选择了革命，对改良派进行了否定，这也革命派是对改良派的辨证否定，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又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
　　综上所述，洋务派、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它们是在对旧事物的"扬弃"中得到发展。洋务派、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思想和行动，代表了中国近代不同历史阶段的先进思潮和历史的前进方向。它们的依次嬗递，构成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三个重要阶段，是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在中国近代历史领域中的充分体现。
　　另外，再补充一点，在中国近代还有一些人物在不同的时期归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它们的思想时刻在变化着。如前面提到的容闳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早年帮助曾国藩办理洋务，以后被称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第一人，戊戌变法中加入维新行列，1910年又与孙中山合作，支援革命。再如陈独秀在自己的自传也又这样的一句话：我原是"康党"，（维新派）到辛亥革命时期是"乱党"（清政府称革命党为"乱党"），到五四以后是"共党"。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除了其本人思想开放，能够不断吐故纳新，与时俱进这些个人因素外，更重要的因为这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变迁在一些个人身上浓缩的体现。
　　因此，通过以上的分析，我希望同学们今后能够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历史现象，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现实中的问题，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一切新生事物，这便是我们这个讲座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