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HR管理发展共命运

　序 言

　　当举国都在庆典氛围中，感染或被感染的同时，我们也计划赶在共和国生日的当天，将一期包含特别策划的文字，交诸印厂的机器前。而这个特别策划，貌似有点“得来全不费工夫”，当然，之前我们也曾经找不到头绪，不知道如何在有限的版面里，容纳下如此沧桑变化的历史。不想峰回路转，从写采访提纲到完成采访、撰稿、确认，一切顺风顺水，我们真的为之欣喜鼓舞，并不得不感叹：历史感，真的很好很强大，那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号召力，永远是其他“词汇”所望尘莫及的。所以，共和国的这个花甲之庆，如此席卷神州、群情激昂，根源在于太契合咱们的传统！

　　就我们的采写来看，无论是有着二十几年职业生涯的人力资源管理者，还是有着半辈子研究历史的人力资源专业教授，无不清晰而又动情地记得自己曾经的点点滴滴经历，并感叹其与时代、社会同步的变迁和发展，流露的则是无怨无悔的执着和抚今追昔话未来的情怀。

　　从中我们深深了解到，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发展，从服务后台走出，从执行者蜕变，越来越专业化、战略性、多元化，并且它的关注度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不管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研究与企业业绩挂钩的管理考评，企业文化和员工价值观契合的招录培养，还是专业与业务能力相结合的战略思考，人力资源专业的学科建设和探讨，它都呈现着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院校、企业、个人和社会的合力，已经变得越发具有规模和影响力。

　　当然，在憧憬无限美好未来、快速发展前进的同时，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目前也存在很多问题，有的甚至在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改变，正如赵履宽教授所说：很多问题只有交给时间来解决。那么，已经拥有丰富人力资源的先天条件、优质人力资源需求的厚重土壤，我们还缺乏什么呢？人口大国何时变成人才强国？无疑，我们的HR管理，在学习、发现、探索、调整等方面都必须继续，中国HR的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跋涉！

　　与HR管理发展共命运

　　“对于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历程，我还真有资格说两句！”当记者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创办人、第一任院长赵履宽教授简朴的家中，向赵老提出第一个问题的时候，赵老笑着说道。赵老是当今人力资源业界泰斗级的人物，也是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和教育的开拓者，称其为中国人力资源界的开山鼻祖毫不为过。

　　根据赵老的回忆，建国之初，政府将人事管理归属政治保卫部门，很多工厂的机构设置中，人事部门都称之为劳动人事保卫科或者劳动人事保卫处。那时候，任何一所学校都没有开设人事管理课程，更没有这个专业。

　　而赵老的个人经历，与HR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我们也可以从这位年近八十岁老者的经历中，感受到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变迁。

　　赵老解放前在北平华北文法学院学习哲学专业，1949年6月毕业于解放区华北大学，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赵老从解放区来到人民大学任部门经济学的教师，教价格学等课程。1970年，中国人民大学被解散，赵老也与人大的老师们一起，去了江西的五七干校。1972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牵头，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中国社会科学部)以及当时已被解散的人民大学抽调了部分专家，成立了工资理论研究组，赵老也位列其中。1974年，于光远、薛暮桥，齐燕铭、许涤新等著名的学者和经济学家也加入，“工资理论研究小组”得以发展壮大。

　　1975年，邓小平被第二次起用，国务院成立了政治研究室，邓力群、于光远等都调到政治研究室去了，于光远将赵老也推荐到政治研究室，这群人人数不多，不过5、6人，但是能量不小，可以直接找部长级的干部谈话。他们以“向群”为笔名，以批四人帮、拨乱反正为切入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为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制造舆论声势，也是为新的社会思想开风气之先，在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思想流毒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赵老说道：“1977年是我们最活跃的一年，经常写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位置就相当于《人民日报》的社论。”

　　虽然借调到工资理论研究小组和政治研究室，后来又转到书记处研究室协助工作，但赵老的组织关系一直隶属于人民大学。当时曾提出让赵老担任理论组副组长，但是赵老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官场。

　　1977年的11月22号，赵老将自己在一次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以《驳四人帮在劳动报酬问题上的谬论》为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刊登后，各报纸都转载。赵老这篇文章得以发表背后，还有一段故事。赵老说：“当时《人民日报》的主编及理论部的负责人觉得这篇文章不能报批，一报批就登不了，他们干脆先斩后奏，就登出来了。”也就是由于这一段经历，赵老从研究工资扩展到人的管理。

　　1977年底1978年初，在于光远的建议下，中国劳动工资研究会成立了，该学术团体的主要活动是研究工资、劳动人事，赵老担任总干事。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赵老回到人大，当年就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经济研究室”。1981年，赵老为了发展壮大研究会，就联合当时劳动总局的康永和局长，成立了中国劳动学会。同年，赵老创立的“劳动经济研究室”开始招收研究生，赵老招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就是著名的人力资源管理专家董克用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1983年，当时的劳动人事部决定建立专门的学院来培养劳动人事方面的人才，于是联系了一些大学筹划建院之事。“当时希望建立劳动人事学院的，除了人民大学以外，还有南开大学和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竞争很激烈！”人大最终凭借自己的声望和实力获得了劳动人事部的肯定，对此，赵老至今仍感到很自豪。当年10月，在国内独一无二的、由劳动人事部和人民大学合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成立了，赵老就任首任院长。

　　1986年，赵老出版了《人事管理概要》，这是赵老讲课的教材，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人事管理方面的教材，此外，在1984年，赵老的《劳动经济与劳动管理》、《劳动社会学》出版，这些教材的出版，奠定了人事管理学科的初步基础。

　　1986年，赵老招了第一届人事管理学专业的学生，学制为两年制干部研修班，就读于该研修班的学生，都是各省市人事局选派的优秀人才(每个省市一人)，如今，他们都已经成为各省人事部门中的顶梁柱。紧接着第二年，赵老就开始招四年制的人事管理专业本科生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是国内唯一开设人事管理专业的学府。1993年，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传入中国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又第一个将“人事管理”专业改为“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从此，人力资源管理教育在中国蓬勃发展。

　　赵老感慨：“我正好在历史的关口上，对于一个人来说，实际上机会很重要，一辈子最重要的就那么几步，如果当时我不去工资理论组也就没有后来这一堆事了。”

　　人性、普世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

　　赵老虽然已经年近80，但是思维依然十分敏捷，这可能与赵老多年来一直坚持学术研究有关。赵老告诉记者，至今，他每年还招收两位博士生。赵老说：“人力资源管理这门学科研究的对象就是人，而且是成年人，真正干事的人，从高层领导一直到普通的办事员，都囊括在内。真正掌握这个学科，或者说在这个领域里面真正的博士，知识面应该非常宽广。最近这些年操作性的问题我不再研究，我现在就是集中精力研究人性、以及围绕人性派生出来的各种问题。有一次我在报告会上讲，管理，特别是对人的管理，没有什么新问题，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根据人性来管理，从这个意义上，我说管理没有新问题。当时大家一听还楞了一下，后来想想也是这个道理。”

　　赵老并不是关起门来做研究，依然关注时事，近来网上对“普世价值”的批判，赵老也注意到了，他对此表示难以理解：“从今年年初开始，社会上突然冒出来一股风，不知怎么回事，反对普世价值，还大写文章批判普世价值，说什么自由平等博爱不是普世价值，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普世价值怎么能批判？奥运会的口号是什么？一个世界一个梦想，这就是普世价值！咱们是共同的人类，只要是人就有共同的东西，就有共同的追求，也就是普世价值，否则人类就会毁灭。比如，生态方面的问题，能不是普世价值吗？我现在的口号是生态至上，过去的难民，有政治难民、经济难民，将来会有生态难民，有些地方生态破坏得太严重，人活不下去了。还有自由，自由怎么不是普世价值？法国大哲学家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不自由怎么活？”

　　同时，赵老也提到：“其实，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思想够得上普世价值这个高度，老子的道法自然，孔子的推己及人和中庸之道，都应该成为普世价值。”

　　赵老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失落感到非常痛心，“两千五百年前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奇观。这个时期，出现了中国先秦的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同一时期，在古希腊也出现了一批人，就是苏格拉底、伯拉图、亚里士多德，而在印度，则出现了释迦摩尼，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现象。这三大思想领域都达到了高峰，我也对三者进行过比较，我认为还是中国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最有价值。可惜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排斥了别的思想，这样老子等大家的思想就给丢了，太遗憾了！后来到了宋朝、明朝的时候，提出来存天理灭人欲，又曲解了儒家思想。孔子这个人实际上很开放的，比如他在《论语》里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个话现代人都不敢说的”。

　　孔子、老子的一些思想也都很精彩，赵老师举例说：“孔子的学生子贡问他，你能不能告诉我有那么一句话可以一辈子受用无穷，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就是如字底下一个心字，如心就是将心比心，大家都应该交心，就像你的本性和我的本性应该是一样的，这就涉及到人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不得了，纽约联合国大厦的会议大厅就挂着这句话，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也引用这句话。宋朝的第一个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读懂了半部论语就可以治理天下了”。季羡林老先生发挥了一下，说：“一句话就可以治天下，这句话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大家都这样做，天下就太平了。

　　作为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先行者，赵老对于现阶段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一些不足现象，持宽容的态度，“有些事情只能靠时间来解决。”但是，赵老仍然坚持：“对教师来说，理念、思想应该传达出去，不一定马上解决什么问题，但还是有用的。”赵老认为，以前提“四个现代化”，事实上还停留在器物现代化层面，不够全面。现代化包括三大层次，最低层次是器物现代化，第二个层次是制度现代化，最高层次的现代化就是人的现代化、观念现代化、精神领域的现代化。赵老强调：“制度很重要，在好的制度下，好人可以干好事，坏人很难干坏事；在坏的制度下，坏人容易干坏事，好人也容易变成坏人。”而人的现代化，需要提高人的素质，赵老认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十分重要。

　　就在我们采访赵老的前一天晚上，赵老在人大劳动人事学院讲课，题目就是“人类普世价值与中华传统文化”，赵老笑说：“昨天晚上我跟博士生讲课，劳人院的博士生都来了。”同时，赵老表示，他还要将此次讲课的内容整理成文，记者也对此深感期待，希望能够早日见到赵老的文章面世。

　　赵履宽教授：

　　生于1930年，云南大理喜洲人，中共党员，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劳动科学教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会长。1983年创建我国第一所劳动人事学院以及第一个人事管理本科专业。1992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突出贡献政府津贴证书。1993年开创我国第一个劳动经济学博士点。1996年获得中国老教授协会颁发的“为科教兴国作出突出贡献”证书。历任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系讲师，国务院工资改革理论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经济研究室主任、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院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