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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戴旧毡帽的大清早骑车出来,到了停车场,气也不透一口,便来到展台前占卜他们的命运。
“硕士一千,本科八百,”展台里的先生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什么!”旧毡帽朋友几乎不相信他们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地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我们读本科的时候,你们不是出过两三千块么?”
“五千块也出过,不要说两三千块。”
“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各处的毕业生像潮水一般涌出来,隔几年还要跌呢!”
刚才出力骑车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今年天照应,没有挂科,连四六级也过了,一口气多读这么三五年,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了比往年更坏的课兆!
“还是不要投(简历)的好,我们摇回去放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先生冷笑着,“你们不投,人家就缺人了么?各地方多的是博士,博士后,头几批还没有下岗呢,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海归”运来了。”博士生,博士后,外洋大轮船,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不投那已经适到了招聘会的简历,即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投呢?欠学校的学费那方面的钱是要还的,为着上网,买答案,吃饱肚皮,借下的债是要还的。
“我们骑到北京,伤害去投吧,”在北京,或许有比较好一点的命运等候着他们,有人这么想。
但是,先生又来个“嗤”,捻着稀微的短髭说道:“不要说北京,就是骑到国外去也一样,我们同行公议,这两天的价钱是硕士一千,本科八百。”
“到北京去投没有好处的,”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这里到北京要过导两趟火车,知道他们捐我们多少钱。就说依他们捐,那里来的现洋钱?”
“先生,能不能抬高一点?”差不多是哀求的声气。
“抬高一点,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我们这公司是将本钱来开的,你们要知道。抬高一点,就是说替你们白当差,这样的傻事情谁肯干?”
“这个价钱实在太低了,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去年的硕士是两千块,今年的本科生又出到一千五,不你先生说的,两千块也出过;我们想今年总要比一千块多一点吧。哪里知道只有八百块!”“先生,就是去年的老价钱,七块半吧。”
“先生,读书人人可怜,你们行一点好心,少赚一点吧。”另一位先生听得厌烦,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掷到会场中心,睁大了眼睛说:“你们嫌价钱低,不要投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噜苏做什么!我们有的是洋钱,不招你们的,有别人的好招。你们看,停车场又有两辆自行车停在那里了。”
三四顶旧从石级下升上来,旧毡帽下面是浮现着希望的酱赤的颜面。他们随即加入先到的一群。斜伸下来的光柱子落在他们的破布袄的肩背上。
“听听看,今年什么价钱。”
“比去年都不如,只有八百块钱!”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嘴脸。
“什么!”希望犹如肥皂泡,一会儿迸裂了三四个。
希望的肥皂泡虽然迸裂了,拿在手里的简历却总得投出;而且命中注定,只有投给这一个招聘会场里的公司。公司老板里有的是洋钱,而学生们的空口袋里正需要着洋钱。
在是否有工作经验的辩论之中,在四六级是否已过的争持之下,停车场里的自行车真个敞口朝天了;车轮憋了好些,真没了这辆那辆间的空隙的招聘广告和垃圾不复可见。旧毡帽朋友把自己的建立投给用人单位,以后换到手的是或多或少的叠钞票。“先生,给现洋钱,袁世凯,不行么?”白白的米换不到白白的现洋钱,好像又被他们打了个折扣,怪不舒服。
“乡下曲辫子!”夹着一枝水笔的手在算盘珠上,鄙夷不屑的眼光从眼镜上过投射出来,“一块钱钞票就作一块儿用、谁好少作你们一个铜板。我们这里没有现洋,只有钞票。”
“那末,换中国银行的吧。”从花纹上辨认,知道手里的钞票不是中国银行的。
“吓!”声音很严厉,左手的食指坚强地指着,“这是中央银行的,你们不要,可是要想吃官司?”
不要这钞票就得官司,这个道理不明白。但是谁也不想问个明白;大家看了看钞票上的人像,又彼此交换了将信将疑的一眼,便把钞票塞进破布袄的空口袋或者缠着裤腰的空褡裢。一批人咕噜着离开了万盛米行,另一批人又从船埠头跨上来。同样地,在柜台前迸裂了希望的肥皂泡,赶走了入秋以来望着沉重的稻穗所感到的快乐。同样地,把万舍不得的白白的米送进万盛的廒间,换了并非白白的洋钱的钞票。
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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