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炳啸：以科学的态度推进宪政社会主义研究

华炳啸：以科学的态度推进宪政社会主义研究
——《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第一辑：《大国复兴的宪治之道》卷首语
               

　　2010年的历史意义注定非同凡响，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世博会传播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全球金融危机突显了中国作为第二大债权富国的地位，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等等，而是首先因为在这一年里我们进入了一个以深层次的社会政治领域改革为时代主题的新改革时期。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前后正是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
　　在《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几乎从未缺席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没有再被凸显，而是强调首先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当前，我们既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着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进入了一个生死攸关的矛盾凸显期、战略机遇期和改革攻坚期。在这新改革的深水区里，全面推进社会政治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将成为重点和难点。
　　战略攻坚方向必须调整的新改革形势与巨大而无形的改革阻力及改革风险，使得共和国总理两度说到一个“死”字：对于党和国家而言，不改革政治体制，停滞和倒退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对于个人责任而言，必须排除各种各样的阻挠，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风雨无阻，至死方休”。在温总理看来，“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而政治改革就是要“让人有尊严地过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正义，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并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新时期改革的动力之源在于人民，而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会止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同期，党的总书记胡锦涛强调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继续奋勇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习近平则明确提出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新权力观。毋庸置疑，政治改革首先就是依据宪政、民主、法治与科学原则对权力资源重新合理配置，以提升政治合法性、公民有序参与和治理效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公民的尊严和幸福。
　　长治久安是福，而宪政民主与共同富裕是治之本。有了长治久安，社会才能可持续发展，公民才能赢得越来越多的尊严与幸福。而要实现长治久安，只能走宪政民主与共同富裕之路，也即走宪政社会主义改革新路。
　　社会动荡是祸，而威权垄断与贫富悬殊是乱之本。如果不能找到解决威权垄断与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本之策，高成本维稳只能把一时一地的怨气压制、转移和蓄积到更脆弱的时空点上，社会动荡的噩梦迟早都会降临。而要避免社会动荡，只能走科学发展与全面改革之路，也即走宪政社会主义改革新路。
　　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回顾与展望使我们感受到了历史的脉动。在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时期里，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着力以经济改革带动社会变迁。而在后三十年的新改革时期，我们的执政党必须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本，在宪政改革推动下，在宪治秩序保障下，以公意引领民权，以民主促进民生，实现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全面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建设普遍平等、普遍自由、普遍民主、普遍正义、普遍幸福的宪政社会主义国家。而从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到宪政社会主义改革，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在这历史的转折点上破土而出，使宪政社会主义的嫩芽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但是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冷静和清醒，对于稚嫩单薄的宪政社会主义思想萌芽而言，现在还远远不是一个矜持喘息的时刻，而仍旧是充满挑战与险阻并需要几代学人去共同完成的一次学术远征的新起点。
　　宪政社会主义既反对因循守旧，也反对食洋不化，主张广泛甄别借鉴，立足本土创新，勇于开创中国社会主义新改革事业的新篇章。“为宪政中国之崛起而研究，为社会主义之中兴而探索，为公民社会之强健而献策”，是宪政社会主义研究者的历史使命。但是，宪政社会主义理论能立足中国实际，探索形成成熟的理论新范式，完成实证研究、规范研究与规律研究的辩证统一，在当代最终赢得相对于自由主义的学理优势吗？它能切实解决好现实的“中国问题”，打通“中国模式”的任督两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勃勃生机吗？它能使“以公民社会为主义”的社会主义事业赢得中国公民的广泛认同与参与，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实现社会与国家的宪政均衡、合作共治与长治久安吗？它能为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事业提供有效的智识资源与理论支持吗？它能为“宪政中国之和平崛起”最终赢得全世界的事实确认与价值尊重而做出应有的思想贡献吗？要想真正破解这些异常艰巨而复杂的时代课题，无疑还需要几代学人的共同奋斗，而对于无往不在局限性之中的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发挥的有限作用，我们惟有怀着审慎的乐观报以最大的热情，甘为后人开路、铺路。尽管道阻且长，充满挑战，但我们义无反顾，风雨兼行。
　　常怀忧国之心，恪尽兴国之责，是我们作为宪政社会主义研究者的历史宿命。何以解忧？惟有实事求是、上下求索；何以尽责？惟有与时俱进、严谨执着。思想无禁区，学者有信仰，治学无偏见，价值有立场。在我们看来，《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的宗旨就是“为宪政中国之崛起而研究，为社会主义之中兴而探索，为公民社会之强健而献策”，理应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孵化空间与学术交流平台之一，理应旗帜鲜明地以服务于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服务于中华民族振兴事业为使命，始终坚持学术性、思想性、探索性、前瞻性、建设性、对策性并重，努力为未来三十年社会政治领域的全面改革奠定学理基础，推动制度创新。
　　在这个学术交流平台里，我们必须审慎地平衡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政治逻辑以“利益”为出发点，追求实效、实绩，具有现实性，通过政局演变与政治博弈来确认立场正确性；学术逻辑以“问题”为出发点，追求真知、真理，具有历史性，通过实践检验与学术论争来确认方法科学性。在当代中国改革理论的现实语境中，政治逻辑一旦压倒了学术逻辑，则改革理论就沦为了“不学有术”的权力婢女；学术逻辑一旦无视政治逻辑，则改革理论就会困于虚妄之境。学术逻辑理应超越政治逻辑，引领政治逻辑，而又绝不脱离政治逻辑，真正做到求真务实的内在统一。在求真务实的学术探索之路上，审慎实现学术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动态平衡，有条件地兼顾科学性与正确性、历史性与现实性，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探索“逻辑问题”与“利益问题”的有机解决之道，是宪政社会主义理论的唯一选择。这就如同在钢丝上起舞，因为智慧应对高难度的挑战而创造精彩。因此，长时期的理论准备与研究积累，以及谦卑审慎的科学态度至关重要。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宪政社会主义理论大厦，也许至少还需要十年到二十年的努力构建，需要几代学者的心血浇筑才能基本成型。从这种意义上看，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探路、开路的过河卒，正在开辟着破解“世纪难题”的通道。
　　胡锦涛曾经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力，但同时，中国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规模还是复杂性都世所罕见。这些大量的“世所罕见”的矛盾课题构成了一个个“难解的方程式”，需要我们以极大的理论勇气与学识智慧去逐一破解。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的超大规模国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风险性、艰巨性更是“世所罕见”，如果没有适应变化、顺应民心、高瞻远瞩、致力于现代化事业的执政党的周密统筹与战略部署，没有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顶层制度设计与路径选择，没有排除万难、敢于闯关、积极稳健推进的改革试点与制度创新，没有改革家的卓越胆识与共和国公民的理性参与，就很难获得成功。相对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今后的新改革之路更需要直面现实问题、破解改革难题的系统改革理论，需要我们在注重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升规范研究的新视野、新境界，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的内在规律，并在先进的价值理性引领下去解决实践理性的现实问题，以理论创新为先导，推进制度创新。在这个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过程中，通过科学缜密的改革顶层设计来积极稳健地把握好改革的正确方向，保持国家和社会平稳转型至关重要，否则就会脱离国情，脱离实际，甚至会欲速则不达，与改革的总体目标南辕北辙。
　　实践的田野广阔无边，而理性认识却总是充满局限。谦卑审慎的科学态度要求我们必须正视“有限理性”问题，用实践和发展的眼光去科学对待现阶段的理论探索。正是由于我们无往不在局限性之中，所以本《论丛》的诸多文章大多只能算是一个个探索性的“理论试错”版本，需要思想的包容与理性的批判。我们唯一能力争做到的是，它虽然免不了局限性与谬误，但却理应是现阶段所能表达出的“真知识”也即“真实的理论”的集中呈现。梁启超先生曾说：“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1]波普尔则指出：“既然我们需要真理，既然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获得真实的理论，那么我们就必须想到这样的可能性，即我们的理论，不管目前多么成功，都并不完全真实，它只不过是真理的一种近似，而且，为了更好地近似，我们除了对理论进行理性批判以外，别无他途。”[2]在波普尔看来，人是在试错中进步的，科学探索也是在试错中进步的。所谓“真实的理论”，不一定是最终的唯一正确的真理，而必须是研究者基于独立立场诚实而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的“真知识”。而这一“真知识”自其公开发表之日起就必须无条件地接受新的质疑与挑战。波普尔指出，理论不是用来“证实”的，而是用来“证伪”的。这正如马克思“怀疑一切”的座右铭一样，科学精神也因此就体现为怀疑原有认识，大胆提出新猜想，并通过证伪来消除错误的一种知识创新过程。后来，拉卡托斯在批判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精致证伪主义”方法论，朝着扎根在实践基础之上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更接近了一步。在拉卡托斯看来，一些重要的理论系统并不会因为一些个别反例的出现而崩溃，只要其理论硬核的生命力还没有耗尽，那么就可以通过其“保护带”的适当调整来使这一理论体系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他指出：“通过一些辅助假想或适当地对该理论的术语重新解释，总可以从反例中挽救该理论。”[3]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重新挖掘社会主义学理资源并以科学的态度推进宪政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深有启发。面对来自极左与极右的挑战，我们必须立足中国实践，紧紧围绕“中国问题”，敢于“证伪”自由主义或威权主义等等之类的制度神话，既不食洋不化，也不因循守旧，勇于开创中国气派的宪政社会主义新路。
　　生命之树常青是因为理论的养分总是鲜活的。在我们看来，科学研究成果必须达到求真（确保是“真实的理论”）、求新（要有理论的新发展与新贡献）、可证实（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参验性与实践检验性）、可证伪（颠覆或发展旧理论，并以开放姿态接受新挑战，具有不断的自我扬弃、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理论创新能力）等四项基本条件，而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还必须借助一套成熟的理论新范式来获得系统的论证。至于目前的宪政社会主义理论，除了初具雏形的理论硬核（如对“宪政社会主义”、“宪政”、“公民社会”、“公意表达”、“众意表达”、“复合式民主的政治结构与政治层面”等等基本概念与理论的新阐释）之外，还只是一个骨架。它需要鲜活血肉与实证材料来填充，需要一套学界认可的成熟的理论新范式来演绎。但是，要想真正具备实证研究基础，提升规范研究品质，把握规律研究高度，从理论范式与思想体系上初步形成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宪政社会主义理论大厦，从而真正实现对威权主义的批判与对自由主义的超越，还需要学界同仁付出最大的勇气智慧来合力攻坚。
　　辛亥百年以来，宪政共和事业经历了民初难产的宪政实验时期、国民党训政时期和建国以来的人民民主专政时期，正在走向社会主义宪政新时期，可谓是历经曲折，任重道远，吾辈学人仍需不懈努力。切实的努力，须从探索“真知识”做起，不断开辟新的学术进路与思想空间。而脚踏实地，矢志探索大国复兴的宪治之道，正是《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的最大价值所在。

　

    华炳啸：以科学的态度推进宪政社会主义研究的延伸阅读——华炳啸及其代表作《超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简介：

    华炳啸，思想家，西北大学新闻传播研究中心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宪政社会主义论丛》主编，政治学与宪政社会主义学者。所秉持的学术立场是：思想无禁区，研究非功利，做人要有良知，治学要有信仰。代表作为《超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最新2011年1月第二版当当网有售）。《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第一辑《大国复兴的宪治之道》2011年6月发行。
    作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超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一经出版，即受到政治理论界、思想界的高度评价：
    西北大学华炳啸撰写的学术专著《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56万字)，被选入“选举与治理丛书”资助出版计划，于2010年6月在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自7月发行以来，这本书受到政治学界、科学社会主义学界和法学界等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评，江平、王长江等学者专门约见华炳啸并予以关注，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思想家吴江先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执笔人，曾协助胡耀邦抓中央党校工作)、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先生等老同志也专门在家里约见华炳啸，并赠送书法条幅和个人全部文集，《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炎黄春秋》《领导者》《文化艺术报》、《西安之窗》等报刊都做了重点推介，短短5个月这本书就已经在出版社售罄。
　　2011年1月，《超越自由主义》(修订版)出版发行，高放、江平分别作序予以高度评价，周瑞金、王长江、包心鉴、童之伟、蔡霞、王占阳、胡星斗、李炜光、虞崇胜、储建国等十位国内著名学者联袂鼎力推介，现编选部分新书推介语以飨读者：
　　《超越自由主义》一书，填补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理论研究的空白，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养，独立的思考，有学者的谨严,又有政治家的眼光，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都不容低估。作者用煌煌56万字、从历史和现实的多个层面反复论证的“宪政社会主义”，有振聋发聩之效，点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要穴，并让我们对以宪政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了掀开大幕之前的底气和信心。作者沉下心来、倾15年人生“默默积累”、“甘于铺路”，这种精神更令人动容。为此，我向海内外广大读者郑重推荐华炳啸先生的心血之作《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大家读后一定会有“投石冲开水底天”的豁然开朗……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
　　政治学领域里布满了各种意识形态陷阱。智者之智不在于能发现陷阱，也不在于千方百计绕开它，回避它，而在于直面它，超越它。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便是如此。相信读它的人必能从中获益多多。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博士生导师，王长江
　　政治体制改革是通向宪政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条路虽多有艰难与风险，但前景毋庸置疑。本书作者为政治体制改革所作出的思考与探索，终将为历史所铭记!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 包心鉴
　　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是两种对立而又平行的理论，因此，超越自由主义的言说，也应该自然地饱含着超越国家主义的意蕴。宪政是介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权利本位与权力至上之间、无政府状态与专制极权之间，然而又超然独立于它们所有各方之上的一条中庸的大道。炳啸说，只有宪政才能发展社会主义，余深以为然。或许，也只有实行宪政，才是中华民族现今和将来的出路。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童之伟
　　《超越自由主义》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打开了探索创新的广阔的思想空间，值得每一个关注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人认真思考书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 蔡霞
　　普遍幸福主义的政治就是宪政民主政治，这是人类晚近的重大发明和发现，所以从政治角度看，新式社会主义理应就是宪政社会主义，而这也就正是这部首次以“宪政社会主义”为名的理论著作所着力揭示的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的新方向。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王占阳
　　宪政社会主义是符合国情的中国式道路，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宪政与公平是未来中国的两面旗帜，谁能高举这两面旗帜，谁就控制了未来中国的制高点。
　　——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学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饱含宪政意蕴的社会主义才是真的社会主义，并能祛除虚妄的意识形态之魅，把民主、民权、民生做实做好。炳啸多年来苦苦追索的，就是这种新型宪政主义的价值，他是一个难得的开拓者。
　　——著名财政学者、天津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 李炜光
　　宪政是天下公器，谁也不能独霸宪政;宪政是世界公理，谁也不能拒绝宪政。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宪政是中国的宿命。因此，研究宪政和实施宪政，将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炳啸的专著明确提出了“宪政社会主义”概念，并且展开了相当深入的探讨，相信能够引发人们对于宪政和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
　　———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虞崇胜
　　当这本书放到手上时，我翻了几页，就感到一种力量吸引我不断地读下去。读完之后，脑海中映现的是一位优秀的公民、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为这个共和国的优良治理而苦苦思考。书中引用大卫.施韦卡特的话说：“当中国正在为找到一个最优的经济制度而努力的时候，它也必须创造一个最优的政治制度。”这本书正是这种创造过程中一份可贵的成果。对于这种大规模的理论探讨，一般人是不敢轻易下手的，下手了也难以取得成功。炳啸兄有一种宏大的气势，进行了宏大的言说，而且取得了让人欣喜的成绩。作者恢复“公意”“众意”概念的活力在学术上是很有价值的，在实践中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借用江平教授的评价，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学术力作。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储建国
　　提示说明：《超越自由主义》(2011年修订版)目前在当当网和选举与治理网有售。当当网未标明是修订版，但实际上第一版在当当网早已售罄，现发售的均为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