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社论：当以大通胀为镜管理通胀预期

CPI的迷惑性使得“温和通胀论”的传播同样有可能干扰了央行控制货币的时机。中国不可低估通胀的风险而采取靖绥政策，以免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近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务院拟提请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央重申“双宽松”政策，即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议也同时指出，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
CPI自去年11月由负转正以来，月增长率（环比）大约在1%，今年1月份CPI同比上涨1.5%，单纯以重点城市的日常食品名义价格而言，基本上已经接近2007年的物价水平。虽然统计部门认为今年最多仅仅是温和通胀，但这一判断还是令人疑虑。
此前，央行连续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做法却让市场猜测中国宏观政策的重心有所转换，甚至怀疑在3月召开的“二会”会削弱“保增长”口号，改为“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但坦率地说，如果对目前的货币宽松政策不做严厉的控制的话，那么“增长”即使语言上“淡去”，却隐然还是首要的目标。
市场上流行将“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一些国家的恶性通胀难题做对比，这其实是一个“失焦的对比”，事实上，最应当借鉴的是1970年-1982年之间全世界的大通胀（所谓“Great Inflation”），以美国为例，1962年通胀是2%，1979年则达到15%。“大通胀”被认为是美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政策错误之一。也许正是在这一历史悲剧的夹裹下，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会有所触动，他不仅是研究“大萧条”的专家，也是研究“大通胀”的顶尖人物，并由此发展为“通胀目标制”的舵手级角色。所以当伯南克将贴现窗口利率提升的时候，很多人愿意相信这是伯南克的“退出策略”起步——尽管他本人一再否认。
我们认为，“Great Inflation”时期的日本经验最值得关注。经济学家Takatoshi Ito最近勾勒了日本通胀最高飙升至30%的一些标志性因素：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导致美元含金量的丧失，使得各国发生抛售美元潮；“伊朗门事件”打击西方经济造成外部需求急剧萎缩，极大地打击了日本出口；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前就被迫升值，日本于是采取低利率来刺激经济扩张内需弥补汇率上升导致的外部需求降低；日本政府尤其是1972年出任总理的田中角荣不给予日本央行任何独立性，并毁灭性地打击日本央行对通胀的警觉，田中本人主导了庞大的财政支出并鼓励银行系统积极放贷。
最重要的是，在恶性通胀之前日本出现过几次短暂的CPI下降，让人误解为这种通胀是一种“温和通胀”，例如1971年日本的CPI突然下跌，使得日本央行在1972年放松了警惕，等到CPI突然9%之后，1973年4月的加息已经非常滞后了，1974年通胀到达了令人咋舌的程度；日本央行在1975年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性，但1976年又发生了CPI的迷惑性下降，日本央行依旧被迷惑，失去了控制通胀的最佳时机，1979年的经济复苏伴随石油价格的上涨，10%以上的通胀再次回归，并最终酿造成巨大的资产泡沫破灭的悲剧。


如果进行相似类比的话，我们认为，“黄金窗口”关闭导致美元衰落与次贷危机产生的“美元衰落”效应有共通之处；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的“外部需求衰退”同“石油危机事件”打击西方诸国对日本的进口需求相近；日本用低利率刺激需求来弥补外部需求降低和日元升值效应同中国目前的“低利率”政策相近；田中角荣政府用巨大的财政刺激“撬动”银行信贷同去年中国4万亿财政刺激“撬动”近10万亿银行信贷相近；更重要的是，CPI的迷惑性使得“温和通胀论”的传播同样有可能干扰了央行控制货币的时机。因此，中国不可低估通胀的风险而采取靖绥政策，以免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