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展望世界未来之路 称中国是金融危机赢家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不
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
。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
，以及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
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
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大略估计几种情况，并评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的结果。我在
这两方面都做过，而且是多次尝试。的确，我可以称为是专家，作为投资者，我专注于预
测(prediction)；作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开处方(prescription)。我前者做
得成功，足以支持后者。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预测和开处方这两个方面来谈。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渡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
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
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
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
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 的深度和广
度比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160%, 到1932年增长到250%； 而2008年初是365% –  这还不包括30年代时金融市
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 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
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
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 “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有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导情绪不一样。复苏的时间越长，
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复苏；但是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导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是典
型的远非均衡的状况，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更复杂的是，这种落后于现实是双
向的。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往 – 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
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
80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运动
。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金融资本处于一种优越
的地位。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国际资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愿望，因为金融
资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动。这样，全球化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项目，进行得非常成功，使
各个国家均难以抵御。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是建立在一
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垮台的原
因，也是为什么不可能再拼凑到一起。
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规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也有一些
国际协议，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的巴塞尔协议(Basel Accord)，市场监管
部门之间也有较好的合作。但是监管权威的来源总是归于主权国家。这意味着，重新启动
一个停止了的机制与事无补，需要创造一个过去未曾存在过的监管机制。目前的情形是，
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
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有可能扰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英国的监管部门永
远不会再依靠冰岛政府的政策；东欧国家也会对完全依赖外国银行而三思。
我想要说明的是，监管条例的涵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市场无法维持
全球化，会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生意会流向监管气候最温和的国家，这会将其他国家置
于其无法承担的风险之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
要反过来做则很难 – 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监管条例将非常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
益，这促使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怎么能让世界其它部分
做到呢？在危机期间，欧洲未能达成在全洲范围对其金融体系进行担保的协议，因而每个
国家不得不自保。目前情况下的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
一个共同的财政部， 而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职能。这次危机提供了修补
这一缺陷的机会，但是德国充当了阻力。
德国曾是促进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但那是在其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德国统一的时候。
当今的德国已非常不同，它和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担心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衰退，而且
更重要的，它不想为欧洲其他国家掏腰包。没有了推动力，欧洲的一体化已逐渐陷于停滞
。
综上所述，世界面临着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形式中进行选择。这两种组织可以称之为国
际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已经垮掉；后者，以中国为代表，正
在兴起。自然发展途径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导致了国际金融体系逐渐瓦解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而双边关系体制又容易造成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需要创造一个建
立在更健全的原则基础上的新的多边体制，它能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
个世界的最大利益。
尽管在监管制度改革上的国际合作，几乎不可能用零打碎敲的方式实现，但是有可能通过
整体重新安排，调整金融秩序的全盘交易来商定。20国集团作为国际合作的主要论坛，和
在匹兹堡会议上采纳的同行评审程序 (peer review process) 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
但是20国集团必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的范围内运作，因为修改章程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
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可以一举完成很多任务。它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构建，使
之能更好地反映国家之间的排序， 并且修改现行运作方法。会议也可以决定怎样对待规模
太大而不能让其失败的金融机构，以及考虑控制资本游动的新规则。金融资本在国际范围
完全自由地游动，已被证明是不稳定因素的一个来源，需要约束控制。
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已造成了危险的不平衡。美元已失去了它曾拥有的信任和信心，
但尚无其他货币可取而代之。现在总的趋势是各种货币正在向黄金、其他商品和有形资产
迁移。这样是有害的，因为它将这些资产锁住而不能投入有效的使用，并且会煽起对通货
膨胀的恐惧。

美国不应该排斥更广泛地使用特别提款权(SDR)。这可以使国际社会敦促中国放弃将其货币
与美元挂钩  也是减少国际不平衡最好的办法。鉴于特别提款权是由数个国家的货币决定
的，没有哪一个货币享有不公平的优惠特权。
特别提款权中包括的货币范围也必须扩大，其中一些新加的货币（包括人民币），也许是
不能完全自由兑换的。这样，美元仍可能重新将自己树立为更可取的储备货币，其前提是
美元是被慎重监管的。
特别提款权很大的优越性之一，是它允许国际性的创造货币。特别像现在这样的时刻这种
做法尤其有用，货币将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针对目前的情况这将是一个大的改进。这种
机制允许不需要额外储备的富国，将他们现成的份额转让给需要储备的国家，这在小范围
上已经开始实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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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