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网上对成都“听证专业户”种种质疑,终于有了官方回应:成都市发改委政策法规处处长何亚军表示,成都2010年前不是抽签筛选代表,也不存在刻意挑选“听话”代表的情况。针对听证会“逢听必涨”的质疑,何亚军表示,“逢听必涨实际上应该是“逢涨必听”。从听证会的设计来看,就是因为要调整价格,所以才开听证会。(7月21日《新京报》)
官方的回应,进一步解答了公众关于“听证专业户”的一些疑问。比如,个别市民的“中签率”为何这样高,为什么听证代表的反对意见没有得到体现等。不过,这些解释也让目前价格听证制度的问题暴露得更清晰。
比如,关于最受质疑的“逢听必涨”,在这位官员看来并不是问题,因为要调整价格,所以才开听证会,而所谓调整价格,基本上等于涨价；如果是降价,一般都当做惠民措施大加宣扬就好了,还用得着听证吗?因此,“逢听必涨”应该改成“逢涨必听”才对。
很像文字游戏是吧,但就像“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一样,听起来却积极正面多了,也赋予了涨价更大的合法性。然而,结果终归还是一样的。事实上,大部分的价格听证会,都像刚刚进行的广州出租车调价听证一样,都是政府部门先有了涨价的意向,甚至制定了涨价的方案,然后拿出来让听证代表做选择题。能够商量的,也只是涨多少、如何涨的问题。“逢听必涨”,也就不足为奇了。
确实,几乎没听说过有降价的听证会,最多对方案进行微调,少涨一点或者涨的方式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听证会已经注定只是一道程序。代表们“配合”当然更好,不配合也没关系,即使有反对意见,还有下面的话等着你:“听证会不是决策会,不一定必须采纳每一位听证代表的意见。”
这样的说法,听上去也合情合理,听证不等于决策,听证只是决策前征求民意的一种形式,听证结果需要经过综合分析,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但是,由于听证过程不透明,最终是否真参考了、参考了多少,公众也不得而知。
所以,“逢听必涨”虽然是听证会最受质疑的焦点,但也只是一种表象,问题的根源在于,作为舶来品的听证会和听证制度,被有意无意误用和简单化了。
听证会形式简单,容易操作,听证代表一般最多也就几十个,比较容易“掌控”,看起来还很民主,能赋予涨价以合法性,何妨一试?于是,听证会就开始流行起来了。事实上,作为公民参与治理的一种渠道,决策前征集民意的一种形式,听证制度还要配合民意调查、专家论证、社区讨论乃至代表投票等多种参与方式使用,并辅以全程的信息公开,才能有好的效果。现在让听证会唱独角戏,操作上则由行政部门甚至垄断企业主导,“内定代表”,就难免沦为装点门面的形式了。
要改变“逢听必涨”的局面,必须规范改进听证制度,恢复“听证”的本义。首先,听取民意的程序要前移,在相关部门和企业有涨价意向时,就要征求公众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价格调整方案,提交听证会讨论；其次,听证代表的遴选要公开透明,限制主管部门和企业方面代表的比例,不能让真正的民意代表变成“陪衬”；再次,听证过程要全程公开,反对意见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最终决策,要有清晰的呈现。如果做到以上这些,有些涨价要求,可能就无法付诸实施,调价方案可能被否决,也可能被要求修改,总之不会只有涨价一种结果。
听证是个好东西,不应该因误用而被误伤。很多听证都是地方性的,听证结果与每个人的利益直接相关,公众并不缺乏参与的动力。现在网络和媒体如此发达,公开征求意见、征集听证代表、听证会全程直播乃至网上投票,都不存在技术障碍。目前,各种听证会很多,除最常见的价格听证外,还有立法听证、决策听证等。此前,在个税法修改、车船税调整等问题上,已有成功的经验,都可以拿来,作为完善价格听证制度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