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售假行为，执法部门理应严打重罚。但“重”也应有“度”
2151万元，这是郴州商贩李清在销售假冒“鄂尔多斯”羊毛衫一案中被一审裁定的罚金数额。和这一天文数字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李清称他在销售假冒“鄂尔多斯”羊毛衫中仅获利1万元左右。目前，对这一广泛关注的案件，内蒙古高院日前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假冒伪劣，人人喊打。像李清这样的售假商贩，执法部门理应严打重罚。但“重”也应有“度”。李清售假获刑缘于消费者不满抗议所致，但“天价罚单”开出后又引来公众议论，舆情的变化恰在于这个“度”。在有的人看来，对一个只经营了3个多月的个体户及小网店主来说，2151万元的罚金确实超乎常人的想象；而罚款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为被认定的非法经营数额高达4301.3364万元，而这主要是根据库房所存假货的标牌价计算出来的。有人认为，这个“根据”值得怀疑。因为生活中更多的情况是，在低端商品市场，标牌价与销售价常常天差地别。
李清自称实际售价只有每件一二百元左右，而绝大多数假货的标牌价为一两千元。李清供述的销售价格未必可信，而根据法律规定，未售出部分的非法经营数额，可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至于采用哪个标准，办案人员拥有自由裁量权。但无疑，自由裁量也必须考虑常识，尊重事实。
公诉方解释说，之所以以标牌价计算，是因为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价格无法查清，理由是淘宝网记录只能证明网店的销售价格，不能证明李清在实体店也是以同样价格销售。而李清称，详细的销售数据都记录在他的电脑主机上，电脑主机被警方扣押，无法自证。
内蒙古高院的“发回重审”至少说明，在事实与证据上，判决存有“不清”、“不足”的问题。至于“重审”命运，很多人和李清一样关切，也难免会与河南去年曝出的“天价过路费案”比较——那同样是一张巨额罚单，舆论同样认为罚之过重。前不久，该案进行了案件重审，结果是被告人偷逃过路费的金额从368万元大幅减少至49万元，刑期也大幅减少。
舆论不应左右司法判决，“天价罚金案”最终如何认定，有待法院裁决。但类似案件舆情也是一种提醒：公众关注的除了罚金的多寡，更主要的是判决有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办案人员能不能体现应有的专业素质及责任心，执法能不能起到应有的社会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