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帝：曾国藩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李鸿章花了5年心思为他置办的两江总督府里平静离世。之后140年来，曾国藩被不同的人群关注。与历史上许多成就一番功业的伟人相比，无论是家世还是天资，曾国藩都没有什么优势。他的位极人臣之路，常常被当做一部成功学的教科书。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细读曾国藩。内圣外王的中兴名臣也好，老奸巨猾、扼杀革命的刽子手也罢，他的身上被叠加了无数重相互矛盾的标签。从一个才学平庸的“愤青”到位高权重、匡扶清室的“一哥”，除造化弄人之外，必须感叹他内心的强大，他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励志帝”。

　　

　　家世或天资，曾国藩都无优势，励志之路终靠和光同尘

　　

　　初入仕途的曾国藩落了俗套地“学做圣人”，开始针砭时弊。他在日记、书信、诗文中不止一次流露出当官没意思，希望弟弟们赶紧成才养活全家，自己辞官奉养双亲的念头。道光去世，咸丰即位，下诏“求言”。曾国藩激动了，上了个奏折，骂京官退缩、琐屑；骂外官敷衍、颟顸，并建议皇帝“日讲”。咸丰对此很感兴趣，让他详细解释。曾国藩画了一幅讲堂图，由于他不擅丹青，图画得不怎么好看，结果被朝中官员引以为笑柄。

　　

　　曾国藩得罪了不少京中权贵，几乎变成北京官场人人喊打的角色。咸丰二年，曾国藩得到了江西乡试主考官的外差，逃离了处处是敌的北京。而接下来的几年他一样是处处碰壁。曾国藩以一副道学家面孔，总以为自己忠心报国，人浊我清，做事过于刚硬，看不惯官场上虚伪圆滑、尔虞我诈那一套，结果从北京到湖南再到江西，处处得罪人，最后和皇帝都闹得有些不愉快。直到家居守孝两年，愤青曾国藩才活得“通透”起来。当曾国藩再次出现在长沙时，他的朋友们发现，他变得几乎让人认不出了。人还没见着，湘军以及相关省份的将领、官吏们就先收到他的一封信，信里以非常谦恭的语气请求各位同僚的“指针”。这甚至让胡林翼和郭嵩焘深以为忧，以为曾国藩委曲求全，失掉了方刚之气。

　　

　　从左右为难到如鱼得水，天公无语的年代，凡人难逃悲催的命运

　　

　　1864年7月21日，曾国藩收到了那条他期待已久的消息——九弟曾国荃从南京发来了攻克天京的捷报。对这个消息的到来，除了最应有的喜悦之外，恐怕更多的还是来自内心莫名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则来源于对官场重重黑幕的不确定感。从这天起，这场长达13年让中央心惊肉跳的动乱终于可以告一段落。6天之后，曾国藩等来了慈禧的嘉奖。慈禧在上谕里祝贺湘军攻下天京，封53岁的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保，赏双眼花翎，曾国藩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19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午后突感脚发麻，曾纪泽赶紧扶他入书房，端坐三刻后逝世。在自己因为天津教案郁郁而终之前，处理的最后公务竟是派遣中国学生去遭国人痛恨的地方——留学。在人生最后的八年，曾国藩内心也纠结了八年，一个不喝酒、不抽烟、不玩女人的人曾经成功过，甚至成功到可以政变的地步，却又壮士断腕，明哲保身；他曾经退却过，甚至退却到可以放手的地步，却又宦海涅槃，备受重用；他从没有放弃过为国家奋斗，却在最后与“爱国”无缘。

　　

　　“一哥”不是那么好当的，特别专制环境之下又身处乱世，真诚也好，奸佞也罢，最终难逃脱悲催的命运。

俞敏洪，跟在牛人后面的骆驼

　　在马和骆驼里，俞敏洪的感情倾向于骆驼。因为他喜欢这样一个科学事实：马做什么都比骆驼快，但骆驼一生走过的路却是马的两倍。

　　

　　他出生在江阴的农村。小时候在江阴，他就会看着长江幻想，长江上游是什么，长江下游是什么，于是想要走出去，就像住在山里的人会幻想山外面的世界。然而进入北大，他感受到了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异。同学都出生在城市，家庭环境不错。大学里谈恋爱，女生也会找各方面条件都好的，而不会是他这样的农村孩子。“北大的人一般都会把自己放得很高，而我会把自己放得很低。”　　后来因为在外面教托福的事情，他受到北大的严重处分，在学校的广播里、闭路电视里连播三天，并且最终离开北大。

　　

　　“但是我从来没说过我不喜欢北大，我对北大是一往情深，因为北大容纳了全国的牛人。”

　　

　　俞敏洪的理论是，人就要跟着牛人走，哪怕是个牛屁股。因为只有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才会有那么开阔的眼界，自己才会牛起来。其实在他成名之后，北大反倒是经常请他回去做讲座。　　

　　新东方在北京的办公楼几乎是围绕着北大。说到梦想中的那个私营大学，他也希望像北大的建筑风格。“全世界优秀的大学从文化品位上来说应该是接近的，宗旨理念都一样。我希望一百年后人们在提起北大、清华的时候，也会顺带提起我那所小小的大学。”但他的小小的大学希望是更奔放更自由的，是迎合未来而不必顾及上面、迎合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