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的心理健康其实是一笔经济账 6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由国家卫计委等十部委联合制订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全面部署未来5年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具体要求。自2013年开始施行的《精神卫生法》以来，精神卫生再一次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 2009年柳叶刀杂志发布的一项大型研究表明，中国已有1.7亿人患某一种精神疾病。当然，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在人群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和精神障碍隐患，才是很多国家精神卫生最大的负担所在，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表现尤其明显。大众对精神疾病缺乏了解和认识，国家对心理健康服务也难言重视，心理健康成为悬在我国面前的一块顽石，看的到，却推不动……健康时报记者近日专访全球健康经济学专家卢春玲，让她为我们算一笔心理健康的明白账。 发展中国家的心理疾病负担更重 健康时报记者：就您的观察和研究来看，国民心理状况是否因经济条件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卢春玲：我们讲一个人心理是否健康，不仅仅是指没有心理障碍，还包括人们能够应付正常的生活压力，有效地从事工作，能够对其社区作贡献。 事实上，有严重精神障碍(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的人在总人口中只占少数。从整体来看，心理障碍在世界上的所有地区都很常见，不论贫富，不论男女老幼。但大多数心理疾患者在中低收入国家。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文化传统等不同，都会对精神障碍的流行分布和发病原因产生影响。 健康时报记者：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否特点更鲜明? 卢春玲：发展中国家心理疾患流行分布情况以前通常以发达国家的数据为参考。 近年来，中国、印度等国家开始公布并收集一些相关的数据，这些国家的研究人员发现，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精神障碍流行趋势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发达国家，男性较女性的自杀比例较高，而在印度和中国的研究结果显示，男女间的差距不大。但农村妇女的自杀率比较高。印度和中国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地区的两倍以上，而在发达国家，城乡间的差距较小。 还有个重要差别是，发达国家自杀人群中有精神障碍的比例比较高，比如忧郁症得了很久。中国自杀人群患心理疾病的比例比发达国家低。例如，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常常是一时生气，之前没有任何的精神疾病。也许，这和中国文化中有以自杀来表明心志的影响有关系。 这些现象说明，心理疾病在各国的流行分布是有较大差距的，各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相应的对策。 心理状况影响收入及就业 健康时报记者：相对于这些引起自杀的精神障碍来说，更普遍存在的或许是个体的日常心理状态是否良好。有国内某权威机构曾对国企员工做过调查，结果显示，有25%的被调查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对此您如何看，这种心理状态会带来哪些影响? 卢春玲：的确，在总人口中，患精神分裂，忧虑，焦虑等疾病的人比例很小。更多的是一般大众如何应对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心理压力。我们的研究显示，对于没有患精神障碍的普通大众来说，他们日常的心理状态是否良好会影响他们的就业和收入。 我们曾对中国9个省份的非农业人口的成年人(18到55岁的男性和18到50岁的女性)数据进行过分析。对于他们自我报告的调查前的六个月中的心理状态(如是否常常感到疲劳、失眠、感到生活没有意义、甚至有时会想到自杀等情况)分析后，我们发现，自我报告心理状况差的人群的就业机会和收入都较低。 对于普遍的上班族、劳动力市场，心理状态会影响工作效率和工作成果。这个发现提示我们，改善促进大众的心理健康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安定，而且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健康时报记者：这种较为普遍的心理状况是否与社会转型期相关?比如90年代初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时期，国人普遍出现一种彷徨的心理，无所适从。而当下又面临经济转型与改革，所谓新时期新常态，这是否是由于受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而出现一些心理变化? 卢春玲：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往往伴随心理健康问题的凸显。例如，荷兰与德国的研究人员对本国人群的研究显示，城市化程度越高，各类主要心理障碍的发病率也越高，其中低收入者尤为明显，而工作压力、失业、都市化带来的心理孤独往往是导致心理疾患发生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 就中国来看，过去的几十年里，经历了历史上规模最大、层次最深的社会变革，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很快。在这样一个急速转型的社会里，个人与所属组织的关系定位和家庭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人们感到压力和缺乏稳定与保障。从整体人口来看，中国精神疾病患者约占中国疾病总负担的20%。毫无疑问，心理健康急需得到社会和政府的重视。 低收入国家 人均心理健康服务年花费不足1美元 健康时报记者：但这似乎并未得到个人及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 卢春玲：没错。对心理健康的忽视是个全球现象。这存在多方面问题。 一是认知不足。心情不好，常人都有，但如果持续很长时间还是不能从中走出来就需要提高警惕。但很多人由于知识缺陷，抓不住这个信号。二是讳疾忌医。很多人一听说精神上有问题，就会觉得自卑而回避，不愿意去医院看。第三，即便民众想去看了，没有相关服务。第四，服务的质量不高，看了没有效果，或者状况更差。 健康时报记者：国外是否也如此? 卢春玲：这种情况在国外也较普遍。例如，美国保险公司中长期存在的对心理患者医疗保险收费和服务方面的歧视。同样的门诊，精神疾病的门诊费用会高出一倍，住院天数也有所限制。社会歧视更显而易见。政府对心理疾病的投入不仅少，而且常常削减。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院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有40%的严重精神障碍成年患者在2011年没有得到任何治疗。 健康时报记者：如此看来，尽管普遍存在又影响甚大，但并不受重视的心理健康问题势必会影响到国家在此方面的经济投入? 卢春玲：是的。据估测，全球因为精神疾患和物质滥用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在2010年就达到2.5万亿美元。 就心理卫生服务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服务不足、投入不足问题。当然，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问题更严重。例如，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报告显示，低收入国家人均心理健康服务年花费仅为0.2美元，而发达国家则是45美元(虽然相对其约5000美元的人均健康支出仍然很少)。 中国对精神卫生服务投入令人担忧。虽然精神障碍和自杀占中国疾病总负担的20%，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数据显示，精神卫生投入只占总卫生投入的2.4%。从资源分配来看，这些有限的资金也大都用于对少数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专门治疗和护理，较少用于预防心理疾患和促进心理健康。 发展心理健康服务需沉到基层 健康时报记者：就中国来看，尽管经济投入上差强人意，但是也做出了很多积极改进。比如2013年，精神卫生法出台实施后，对促进心理健康、规范精神障碍患者治疗等方面作出了立法保护。但是，如何真正履行相关的法规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长期的挑战。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做好心理健康服务，您有何建议? 卢春玲：精神卫生法的出台的确是中国心理健康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从已有的经验来看，国家精神卫生政策不应仅涉及精神障碍的治疗，还应该在各个方面和层面预防心理疾患、促进民众的心理健康，尤其是关注弱势群体。世界卫生组织在2013年推出了2013~2020年精神卫生综合行动计划，建议将精神卫生服务纳入初级卫生保健，其中一个主要想法是通过社区的支持来促进大众心理健康。社区在预防和长期护理方面发挥主战场的地位。 健康时报记者：也就是重心下沉，强化基层。但这就又涉及一个问题，医务人员力量不足。之前哈佛大学医学院曾在一篇研究报告中中国现有专业心理医生的数量，大约为9，200名。这样的擎肘之下，如何解决好服务下沉的问题? 卢春玲：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心理健康问题，这是一个通盘的大工程，涉及人力物力财力，每方面都不可少。但即使在资源有限的中低收入国家，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例如，在卢旺达，人均收入600多美元，但他们农村的一些医务室会设有独立的心理健康咨询室。还有类似于中国的乡村医生一样的社区卫生工作者做心理服务。 柳叶刀最近发布的论文显示，在印度贫困的乡村地区，通过训练当地青年成为社区卫生工作人员，走家串户支持帮助心理疾病患者的护理，及时发现心理疾病障碍的隐患，提前进行一些心理干预措施，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状况，大大减轻家人的经济和照看负担。 即使在发达国家，有较多的精神疾病医生和心理医生，在社区层次进行预防、早期干预和长期护理也是其降低成本、满足大众和患者需要的一个有效办法。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心理健康工作的人力及其他方面会有不足，但还是可以参考印度在贫困地区的做法，训练出更多的社区工作者做心理服务。 健康时报记者：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政府的重视以及全社会的通盘布局与考量。您对此是否持有信心?对未来的有何展望? 卢春玲：最近，各国政府都对促进心理健康的作了承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世界卫生组织为低成本诊断、治疗和护理提供了一系列指导，使得提供足够的心理健康服务成为可能。从中国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卫生投入也在加大，合理地去分配医疗资源，统筹教育、劳动、司法、住房、福利等多部门为弱势群体提供各种帮助，在社区和工作单位增强心理干预等等，相信通过这些办法，中国的心理健康问题会有显著的改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