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与翻译文化英国作家吉卜林曾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不相遇。”如今，东西方不仅相遇了，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东西方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日益频繁。翻译在其中担当了重要的文化沟通作用。稍稍驻足打量一下我们的当代生活，从国际化视野的形成到生活方式的转变，从国外讯息的及时传播到书刊的翻译出版，从商务谈判到商品标牌译名，从外文影片的字幕翻译到日常生活的外来语，翻译无所不在。 当代译学研究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翻译并非仅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其背后潜含着两种文化的遇合际会、冲突协商。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次外来文化翻译高潮，即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近现代的西学翻译和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翻译活动。这四次翻译高潮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自不待言。从翻译的选择、翻译的策略以及翻译的影响可以看出，翻译是异质文化间交流汇通的变压器，更是本土文化更新的驱动器。翻译，印刻了文化碰撞、冲突、协商、吸纳的轨迹，记录了中外文化相激相荡的悠远回响，见证了一代代志士仁人冲破封闭文化圈、担当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艰苦努力，蕴涵了一代代译者的人文情怀，寄托了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文化宏愿。 翻译与文化紧密相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文化特性以及翻译的文化作用，构成“文化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文化翻译，从翻译角度涉及异质文化间沟通的可能性，关注文本层面的文化内涵以及典故、习俗、习语等文化专有项的翻译问题，考察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翻译的制约和影响以及翻译对本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作用，等等。 语言的文化特性、文化的独特性以及翻译活动的文化性质，决定了翻译不可能是透明的，无法做到绝对忠实的翻译。翻译总是会受到译者所处的特定时代文化语境中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也正因有这些影响和制约，翻译过来的文化已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外来文化，而总是会打上译入语文化的印迹。即如上文提到的四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输入，并非简单、直接的文化移植，而都是处在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统摄之下，经过了中国特定时代文化的过滤、选择和加工改造，而形成了具有文化主体间性性质的“翻译文化”。 这里提出的“翻译文化”(translated culture)概念，指的是经由翻译而为译入语带来的新的文化元素。这种翻译过来的文化，之所以不再是原本的外来文化，是因为翻译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附加了中国化改造的成分，渗入了译入语特定时代的文化意蕴。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翻译中碰撞、冲突、对话、协商，而生成一种具有新质意义的新型文化样态，其融入到本土多元文化系统中，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 “翻译文化”研究关注的是翻译所带来的两种文化碰撞、交融后产生的文化新质，是从译入语文化角度考察新思想、新观念、新话语、新词汇的本土化阐释、挪用、加工、改造，而进入本土文化话语系统。如中国的佛教文化，就是中国翻译史上最为典型的翻译文化事例。佛教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正式传入中国，逐渐与中国本土的道家和儒家文化相融合，其后不断演变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 |
